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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家畜家禽检疫条例》的决定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1997年10月15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决定对《北京市家畜家禽检疫条例》作如下修改：
1、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合并作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收购、屠宰、加工和经营下列畜禽及其产品的，由兽医卫生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收回已售出的畜禽及其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和未售出的畜禽及其产
品；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
（一）封锁疫区内与所发生畜禽疫病有关的；
（二）疫区内易感染的；
（三）依法应当检疫而检疫不合格的；
（四）染疫的；
（五）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
（六）无定点屠宰证、兽医卫生合格证设立畜禽屠宰厂（点）从事屠宰加工经营的；
（七）无兽医卫生合格证兴办牲畜交易市场、经营性冷库从事经营的；
（八）其他不符合国家有关畜禽检疫规定的。”
2、第二十七条分为两条修改为：
“第二十六条 销售、收购无检疫证明的畜禽及其产品的，由兽医卫生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对未售出的畜禽及其产品依法进行补检。”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承运无检疫证明的畜禽及其产品的，由兽医卫生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对托运人和承运人分别处以运输费用3倍以下的罚款。”
3、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转让、涂改、伪造检疫证明的，由兽医卫生监督机构没收违法所得，收缴检疫证明；转让、涂改检疫证明的，并处2000元以下5000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5000元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伪造检疫证明的，并处
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3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删除第三十条。
5、第三十二条作为第三十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逃避检疫，引起重大疫情，致使养殖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第三十三条作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违法事实确凿，按本条例的规定，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的，可以由兽医卫生监督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依法给予20元以下罚款，或者超过此限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可以由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修改。
本决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家畜家禽检疫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北京市家畜家禽检疫条例

（1994年10月19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0月15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北京市家畜家禽检疫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家畜家禽及畜禽产品的检疫和监督管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养殖业生产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家畜家禽（以下简称畜禽）是指猪、牛、羊、马、驴、骡、兔、鸡、鸭、鹅、及饲养的其他动物。
本条例所称畜禽产品是指未经加工熟制的肉、乳、血、脂、脏器、皮、毛、骨、蹄、角、种蛋等。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饲养、生产、屠宰、加工、仓贮、运输、购销畜禽及其产品的，均须执行本条例。
第四条 本市实行畜禽定点屠宰、售中检疫。
第五条 生产、屠宰、加工、购销的畜禽及其产品，必须经过检疫，符合兽医卫生标准。
严禁从疫区购买、调运畜禽及其产品；严禁屠宰、加工、运输、仓贮、购销染疫、病死、毒死和其他死因不明的畜禽及其产品；严禁屠宰、加工、运输、仓贮、购销无检疫证明的畜禽及其产品；严禁生产、销售注水、掺假及其他不符合兽医卫生标准的畜禽及其产品。
第六条 畜禽的屠宰和检疫，应当尊重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保证正常的宗教活动。
第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检举揭发的权利。
第八条 对执行本条例做出突出贡献和检举揭发违反本条例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畜牧行政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章 屠 宰
第九条 屠宰厂（点）应当按照畜禽生产规模、人民生活需要和环境保护的要求，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城区、近郊区和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禁止新建、扩建畜禽屠宰厂（点）
第十条 猪、牛、羊、鸡、鸭等主要畜禽屠宰实行许可制度。屠宰厂（点）必须领取定点屠宰证、兽医卫生合格证，禁止无证设立屠宰厂（点）和从事屠宰加工业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无定点屠宰证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屠宰场所。
第十一条 凡在本市设立屠宰厂（点）的，必须按下列程序申请、审批：
（一）经所在行政区域畜牧行政部门同意，报市畜牧行政部门批准，领取定点屠宰证；
（二）持定点屠宰证，向有关单位申请建设项目许可证；
（三）屠宰厂（点）建设竣工，经兽医卫生监督机构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验收合格后，领取兽医卫生合格证和卫生许可证；
（四）持定点屠宰证、兽医卫生合格证和卫生许可证向所在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经核准颁发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
第十二条 新建屠宰厂（点）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按照防疫要求远离学校、幼儿园、村庄、居民区、水源保护区、饮用水取水口、畜牧场和其他有防疫要求的场所；
（二）有与屠宰量相适应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冷藏间、检疫室、消毒设施等基本设施；
（三）有完善的污水、污物和病害畜禽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
（四）必须符合兽医卫生和食品卫生的要求，具体标准由市兽医卫生监督机构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制定。
本条例实施前建立的屠宰厂（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应当限期改造。

第三章 检 疫
第十三条 畜禽及其产品的检疫工作由检疫员执行。检疫员必须经市兽医卫生监督机构考核合格，并取得证书。
第十四条 检疫合格的畜禽及其产品，由检疫员出具国务院畜牧行政部门统一制发的检疫证明。
第十五条 检疫的疫病种类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经检疫不合格的畜禽、畜禽产品及其同群畜禽和同批产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产地检疫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饲养场必须按照防疫要求定期进行免疫接种、驱虫、消毒、疫病检疫净化；
（二）畜禽出售前必须进行检疫；
（三）畜禽所在地为疫区的、临床检查不健康的、实验室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开具检疫证明。
第十七条 屠宰检疫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收购的畜禽必须有检疫证明；
（二）屠宰畜禽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宰前检疫、宰后检验；
（三）经检疫检验合格，畜禽产品加盖统一的验讫印章或者加封检疫标志，开具检疫证明；
（四）未经检疫检验的畜禽产品，未加盖验讫印章或者未加封检疫标志的畜禽产品不得出厂；
（五）本条例实施前自检的屠宰厂、肉类联合加工厂由经市兽医卫生监督机构考核合格的检疫人员对本厂的畜禽产品实施检疫检验，出具和使用畜牧行政部门统一规定的检疫证明、验讫印章和标志。其他屠宰厂（点）的检疫工作，由所在地的兽医卫生检疫机构或者其委托单位负责。
第十八条 运输检疫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畜禽及其产品在运出区、县境前，必须进行检疫；
（二）交通运输部门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必须凭有效检疫证明，方可承运畜禽及其产品。在本市范围内，凭乡、镇检疫机构出具的检疫证明；进出本市的，凭区、县以上检疫机构出具的检疫证明；经铁路、航空、公路运输的，必须经铁路、航空港、公路兽医卫生检疫监督机构按规定检查
、消毒、签证后放行；
（三）检疫证明合格有效、畜禽临床检查健康、畜禽产品无异常、证物相符的，应当放行。无检疫证明、检疫证明过期或证物不符的，应当进行补检，经检疫合格，方可放行；
（四）铁路、航空运输部门应当将进出本市的畜禽及其产品起运或者到达站、港和准确时间提前通知兽医卫生检疫机构，兽医卫生检疫机构应当在货物到达后两小时内，到达现场查验。
第十九条 牲畜交易市场、存贮畜禽产品的经营性冷库、批发畜禽产品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必须申请领兽医卫生合格证。
市场销售的畜禽及其产品必须有有效检疫证明，肉类须有明显的检疫标志。无有效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不得销售。
市场销售的畜禽及其产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证、验章、感官检查。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市和区、县畜牧行政部门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畜禽及其产品的检疫、监督工作。
兽医卫生检疫机构和监督机构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畜禽及其产品的检疫和监督工作。
公路、铁路、航空港设兽医卫生监督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的畜禽及其产品检疫监督工作。
公安、工商、卫生、铁路、公路、航空等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协助兽医卫生检疫、监督机构开展工作。
第二十一条 兽医卫生监督机构的职责是：
（一）对辖区内生产、屠宰、加工、贮藏、运输、购销畜禽及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遵守与执行本条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负责本市有关兽医卫生证、章、标志的审批、发放和管理；
（三）负责畜禽屠宰厂（点）工程在兽医卫生要求方面的审批和验收；
（四）纠正和制止违反畜禽检疫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实施兽医卫生行政处罚，对兽医卫生技术争议进行鉴定；
（五）其他兽医卫生监督管理事务。
第二十二条 兽医卫生监督机构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可按规定无偿采样，对违禁畜禽及其产品和有关物品，有权依法封存、留验、扣押、责令追回并向同级兽医卫生监督机构报告。
第二十三条 兽医卫生监督机构设兽医卫生监督员。兽医卫生监督员须经市畜牧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并取得证书。兽医卫生监督员在执行职务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索取必要的资料，进入生产经营场所检查，按规定无偿采样，生产经营者不得拒绝和阻挠。
检疫员协助开展兽医卫生监督工作，受兽医卫生监督机构的委托，履行监督员职责。
第二十四条 兽医卫生监督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向本辖区内的饲养、生产、屠宰、加工、仓贮、运输、购销等有关单位派驻兽医卫生监督员。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收购、屠宰、加工和经营下列畜禽及其产品的，由兽医卫生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收回已售出的畜禽及其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和未售出的畜禽及其产品；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
（一）封锁疫区内与所发生畜禽疫病有关的；
（二）疫区内易感染的；
（三）依法应当检疫而检疫不合格的；
（四）染疫的；
（五）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
（六）无定点屠宰证、兽医卫生合格证设立畜禽屠宰厂（点）从事屠宰加工经营的；
（七）无兽医卫生合格证兴办牲畜交易市场、经营性冷库从事经营的；
（八）其他不符合国家有关畜禽检疫规定的。
第二十六条 销售、收购无检疫证明的畜禽及其产品的，由兽医卫生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对未售出的畜禽及其产品依法进行补检。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承运无检疫证明的畜禽及其产品的，由兽医卫生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对托运人和承运人分别处以运输费用3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转让、涂改、伪造检疫证明的，由兽医卫生监督机构没收违法所得，收缴检疫证明；转让、涂改检疫证明的，并处2000元以下5000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5000元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伪造检疫证明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3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生产、销售注水、掺假畜禽产品的，由技术监督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逃避检疫，引起重大疫情，致使养殖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法事实确凿，按本条例的规定，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的，可以由兽医卫生监督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依法给予20元以下罚款，或者超过此限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可以由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
第三十二条 兽医卫生检疫员、监督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吊销证件、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检疫操作规程的；
（二）出具虚假检疫证明的；
（三）出卖检疫证、章和标志的；
（四）不认真履行检疫、监督职责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对行政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拒绝、阻碍检疫、监督机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演艺动物、实验动物、观赏动物、家养和捕获的野生动物的检疫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六条 进出口畜禽及其产品的检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实施前设立的屠宰厂（点），应当在本条例实施后半年内申请领取定点屠宰证、兽医卫生合格证和卫生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农林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30日
陈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证明责任/辩论主义/证据契约/自由裁量权
内容提要: 古罗马法以来，证明责任被称为民事诉讼理论的脊梁。客观证明责任强调案件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在审理过程中始终固定于一方当事人。负担客观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由此需率先举证，从而为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确立了逻辑起点。此后，当事人各方的证据数量交替上升、证明力此消彼长，法官心证亦随之在“为真”、“为假”、“真伪不明”间波动，案件事实基于证明责任的反复转移得以逐步明晰，证明责任的转移机制得以完整。


一、证明责任转移性与不可转移性之争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理论的转型期：（1）在此之前，“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两者不仅在实质上涵义等同，而且在形式上亦可互换和通用，均意指当事人提出证据以证明其主张为真的主观证明责任；（2）自此之后，诉讼法学者纷纷引入盛行于美国、德国等国的案件真伪不明时的说不服危险来丰富我国证明责任的涵义；从此，“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两者变成属种关系，证明责任的二分支说在我国渐成通说。基于此，我国学者在讨论证明责任能否转移这一更深层次问题时，用词不一、观点冲突、内容含混的现象的出现就成为必然。柴发邦主编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采用举证责任这一表述方式，认为“举证责任并非自始至终地由一方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责任是可以转换的”；[1]（P337）相反，叶自强所著的《举证责任及其分配标准》虽同样采用举证责任的表述方式，但明确指出举证责任具有不可转移性，所谓举证责任转移理论为部分学者的“观察失误”。[2]（P61）肖建华主编的《民事诉讼立法研讨与理论探索》选用证明责任这一称谓，认为“证明责任的转移是在具体的诉讼中进行的”；[3]（P237）相反，汤维建所著的《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立场》虽亦选用证明责任一词，但相较而言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结果责任来自于预定的分配标准和原则而固定于一方当事人而不可能转向，行为责任来自现实的诉讼状态和过程，“转移过来的行为责任，经过当事人的积极举证，到一定的程度，又转移到原来承担该责任的当事人那方去了”。[4]（P83）

笔者认为，为正确注解证明责任“转移论”与“不可转移论”之争，亟需对证明责任的称谓、分类、涵义做出统一的界定，笼统而简单地回答证明责任能否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转移必定是错误的。按照通说，美国学者赛耶（Thayer）于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Vol．4，No．2）发表其论文《证明责任论》中率先归纳出“双重含义说”，主张证明责任包含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两层含义：（1）前者强调行为意义上当事人需提供证据证明己方主张的责任，因此又被称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形式的证明责任、虚假证明责任、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或义务、推进诉讼的证明责任等；（2）后者则是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与法官裁判义务之矛盾的最后救济，因此又被称为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实质上的证明责任、事实的说服责任、判定的风险或责任、固定的证明责任、诉辩中的证明责任等。综上，关于证明责任的各种表述方式纷繁复杂、不一而足，结合英美法系的固定用语和中华法系历史传统，采用主观证明责任一词代指提出证据之责任、客观证明责任一词代指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说不服危险，相较而言明晰和妥当。基于此：

1．证明责任转移的对象只能是主观证明责任。案件审理中，正是证明责任的转移机制促使双方当事人持续博弈、案件事实不断明晰，并切实保障了法官心证的渐趋确信、判决结果的最终形成，其具体运作过程为：（1）第一次转移，本证责任向反证责任的变动。负担客观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A为卸除败诉风险，须先行举证（本证责任）。法官此时囿于所获证据的片面性，往往形成有利于该方当事人的临时心证。对方当事人B为了防止败诉，则须提供反证（反证责任）以模糊、动摇甚至颠覆法官的上述心证。（2）第二次转移，反证责任向本证责任的变动。对方当事人B积极提供反证进行抗辩，当反证的证明力大到足以抗衡本证的证明力时，法官针对待证事实孰是孰非的心证再次发生波动，当事人A又一次面临败诉风险、须提供新的本证。（3）以此类推，证明责任的转移可以在当事人之间不断反复，具体频率根据个案的证明难度、当事人所占有的证据材料数量之不同会有所差别



2．证明责任转移的对象不可能是客观证明责任。首先，客观证明责任具有裁判功能，起到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与法官裁判义务之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每个要件事实只能对应一个真伪不明的可能性，因而也只能产生一个客观举证责任，不可能出现双方当事人对同一要件事实均负客观证明责任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客观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反复转移，证明责任的游移不定将直接造成案件在真伪不明情形确实出现时无法了结。其次，客观证明责任遵循“永不转换原理”，它可以因免证事实的出现而被免除或因负担客观证明责任方的成功举证而消灭，但不参与证明责任的转移。[4]（P39）再次，客观证明责任具有法律既定性，通常在具体的诉讼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蕴藏在法律既定条款中，不参与证明责任的转移。1804年，法国《拿破仑法典》率先在实体法中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此后证明责任由法律预先明示分配的模式日益广泛。

二、证明责任转移起始点之分化

通常意义上，人们为一定行为时的主观意识包括三类，即自利主义意愿、利他主义意愿、受到胁迫；民事诉讼中，提供证据之主观证明责任发生转移即当事人受到“胁迫”（败诉的风险）所致。案件中每个要件事实亟待证明，因此均对应着一个诉讼终结时仍真伪不明的潜在危险；诉讼伊始、举证质证阶段之前，待证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诉讼形势对负有客观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不利，该方当事人只能选择针对该要件事实积极举证以卸除败诉风险。因此，主观证明责任才被称为客观证明责任的“前产品”；反之，客观证明责任是主观证明责任的逻辑起点；负有客观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该要件事实需率先举证而成为证明责任转移的起始点。

一般民事案件中，原告作为诉讼的启动方当然地成为一概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承担者，即原告不仅要在行为意义上遵照“谁主张、谁举证”而率先举证，而且要承担任一待证事实于诉讼终结时仍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但是，特殊民事案件中，实体法之不同归责原则的适用或程序法之举证责任倒置、自认制度、证明责任契约的适用，都将对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造成影响，进而造成证明责任的转移并不尽然由原告方开始，例如：（1）在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均无需就“被告是否存在过错”承担主观或客观证明责任。（2）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民事案件中，未予以倒置的要件事实（侵权行为、损害结果等）之客观证明责任依然由原告承担，且仍旧是从原告方当事人积极举证以启动证明责任转移机制的；予以倒置的要件事实（过错、因果关系等）之客观证明责任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转移的起始点也在被告。法释〔1998〕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1条对此有明确规定：“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3）一方当事人自认之时，待证事实成为免证事实，事实主张方的主观和客观证明责任得以免除。

综上，证明责任起始点研究是一个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综合课题，需要在特殊案件、特殊要件事实的微观层面进行细致分析，证明责任起始点在具体案件中最终的确定方式分化为以下三种：

（一）基于法律规定

正所谓“没有据以遵循的规则，任何法官都不应当拥有裁判的权力，否则，诉讼当事人将受制于他的反复无常”。[5]（P60）各国立法者通常选择在成文法中预先分配各个要件事实之客观证明责任的归属，因此，证明责任转移机制的起始点通常说来是法定的、明确的。此外，各国立法者在立法技巧上多采用原则性规范与特例性规范并行的方式，瑞士《民法》第8条即在强调了证明责任特殊分配之必要性后指出：“本法无相反规定的，当事人须证明其主张的能推导出其权利的事实之存在。”在我国，立法者亦采取上述理念，在坚持事实主张方当事人需原则性负担主观和客观证明责任的前提下，还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之诉讼能力大小、举证能力强弱、证据距离远近等因素，对特殊案件、特殊要件事实之客观证明责任进行了特殊规范；相应的，证明责任转移机制的起始点亦应发生变化，包括：我国《民法通则》第123、126条；《合同法》第68、118、152、302、311、374、402条；《民事诉讼法》第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证据规定》）第4、5、6、8条；《侵权责任法》第54、58、70、71、72、81、85、88、90条等。在此，我们仅以侵权案件为例：

1．一般侵权案件中，证明责任的转移一概以原告为始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规定》第1条明确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原告作为诉讼的发起者：一方面，需负担起要件事实（侵权行为、损害结果、过错和因果关系）的客观证明责任，即以上要件事实在诉讼终结时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需负担起相应的主观证明责任，率先举证以证明上述要件事实的成立、存在、为真。

2．特殊侵权案件中，需要遵从法律对各要件事实之证明责任的特殊分配。在民事侵权案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例证包括：（1）2002年4月1日实施的《证据规定》第4条所列举的8类特殊侵权案件中，5类案由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专利侵权、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建筑物侵权诉讼、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侵权、医疗侵权）；5类案由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侵权、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缺陷产品致人损害侵权、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侵权、饲养动物致人损害侵权）；（2）此外，2010年7月1日实施的我国《侵权责任法》不仅对此前法律尚欠缺明确性规范的特殊侵权案件之证明责任进行了分配，如堆放物倒塌侵权、树木折断侵权、抛掷物侵权等；而且，还针对饲养动物侵权、医疗侵权等争议较大的几类民事案由从实体法归责原则、程序法证明责任两方面均做出了与《证据规定》不同的分层式规范。详见下表：



（二）基于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契约

证明责任契约，即当事人在诉前或诉中达成的关于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的合意，与举证契约、质证契约、认证契约同属于动态诉讼契约。证明责任诉讼契约不仅体现了对当事人处分权、主体性的尊重，在对案件之特定要件事实之证明责任的调整方面作用尤甚：（1）证明责任契约可以分配客观证明责任，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合意预先为法官提供了一个诉讼终结而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解决方案；（2）证明责任契约可以明确证明责任转移机制的始点，依约定而负客观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需对相应的要件事实率先举证。

在我国，法定证据契约的种类包括：自认契约（《民诉法意见》第75条、《证据规定》第8条）、选择鉴定契约（《证据规定》第26条）、举证期限契约（《证据规定》第33条）、证据交换契约（《证据规定》第38条）。显然，证明责任契约尚未被立法明确认可，但是公法私法化、公法契约化的发展趋势使我们以诉讼法之公法性而将诉讼契约、证明责任契约简单化排斥的理论学说备受动摇。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然可以找到证明责任契约的相关实例，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格式合同《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在其第12条约定：“被保险人意外身故，索赔申请人应填写保险金给付通知书，并提供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给保险人：1．保险金给付通知书；2．保险单；3．有受益人的，须提供受益人的身份证明；4．交通事故证明；5．公安部门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或验尸报告。若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的，受益人须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6．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7．保险人所需的其他与本项索赔相关的证明和资料。”[6]因此，当该类保险理赔纠纷进入诉讼时：原告（索赔申请人）就须按照事前与被告达成的证明责任的相关约定进行诉讼，率先针对上述七项文件和资料的存在进行举证，进而为卸除各自的败诉风险，双方当事人不断举证、证明责任反复转移；如果相关待证事实在法官最终裁判之时仍真伪不明，则应由原告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诉讼后果。

（三）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个案中对既定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的重新厘定，多用于解决无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时的法律适用。在英美法系，诉讼理念属于事实出发型，因而普遍认为自由裁量权是裁判者固有的应然性权力；在大陆法系，诉讼理念属于法规出发型，即从成文法规范的角度来考察证据的认定、法律的适用，因此自由裁量权被承认的过程历经了曲折：19世纪末的德国盛行概念法学，基于法典万能的共识而彻底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20世纪开始，自由法运动要求法官在衡平正义的前提下“发现”法律的不足和漏洞，主张法官理应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等多部法律针对各类民事案件之证明责任分配已经做出了较详尽的立法规定，但是，自由裁量在证明责任分配这一领域仍有适用的必要。众所周知，成文法具有天然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法律条文在制定之时确实力尽周详，但也无法穷尽当时及此后的现实生活中全部案件类型的所有待证事实。因此，我国《证据规定》在其第7条就赋予了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由此，针对特殊案件的特殊要件事实，法官有权对证明责任进行特殊性个案分配；此时，被法官裁定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就成为证明责任转移机制的起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