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企业以税还贷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局
电力企业以税还贷管理办法
1992年6月23日，国家税务局
一、以税还贷的范围
（一）允许以税还贷的范围
1．允许用产品税归还的贷款是指电力企业1980年以来所使用的“拨改贷”贷款，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发放的基本建设投资贷款和专项技措贷款以及节能贷款、煤代油贷款等固定资产贷款。
外汇贷款仍按财政部（86）财税字第273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2．允许用产品税归还贷款的电力企业是指除华能发电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县及县级以下电厂和企业自备电厂以外的电力企业。
3．允许用产品税归还贷款的项目仅限于1980年1月1日至1995年12月31日期间已投产的贷款新建电厂、新增机组和配套送变电工程项目。
（二）下列各项贷款，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以税还贷的范围
1．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基本建设储备贷款；
2．本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贷款及其他资金。
二、电力企业还贷程序、产品税以税还贷具体减免规定及还贷额的计算、分配
（一）电力企业还贷程序及产品税还贷具体减免规定
1．电力企业利用贷款新建电厂、新增机组和配套送变电工程，在归还贷款时，应首先用贷款项目投产后新增利润和折旧基金归还。用新增利润和折旧基金不足以归还银行到期贷款本息的，报经税务部门批准后，可以减免贷款项目新增电量缴纳的产品税归还。
2．产品税以税还贷具体减免规定：（1）电发环节，关外地区每千度新增厂供电量单位减征额为0．4元；关内地区每千度新增厂供电量单位减征额为6．7元。（2）供电环节新增电量免征产品税。
（二）减免税额的计算
1．发电环节的减税额为贷款项目（指本办法第一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贷款和项目，下同）投产后新增的厂供电量与产品税单位减征额的乘积。其计算公式为：
贷款项目投产后新增的厂供电量＝贷款项目发电量×（1－厂用电率）
发电环节减税额＝贷款项目投产后新增的厂供电量×产品税单位减征额
2．供电环节的免税额为贷款项目新增电量的售电收入（即免税售电收入）与供电环节执行税率的乘积。其计算公式为：
网（省）局贷款项目供电环节当年新增售电量＝（本网内贷款项目投产后新增的厂供电量＋外网输入本网贷款项目投产后新增的厂供电量－输往外网贷款项目投产后新增的厂供电量）×（1－线损率）
网（省）局贷款项目当年新增电量的售电收入＝网（省）局贷款项目供电环节当年新增售电量×当年平均售电单价
网（省）局供电环节免税额＝网（省）局贷款项目新增电量的售电收入×供电环节执行税率
在实际执行中，为了便于税款的均衡入库，简化计算办法，对供电环节的免税也可按上年贷款项目新增电量的实际销售收入占上年全部电力销售收入的比例计算各纳税期应免的税款，并据以计算供电部门应免税款。
其计算公式为：
公式一：
网（省）局内贷款项目新增电量的实际销售收入＝网（省）局内1980年初至上年底止投产贷款新建电厂和机组的新增电量总和×（1－线损率）×上年度平均售电单价
公式二：
网（省）局贷款项目新增电量＝（Σ本网（省）局投产贷款新建电厂和机组上年实际厂供电量＋外网输入本网投产贷款新建电厂和机组上年实际厂供电量－本网输往外网投产贷款新建电厂和机组上年实际厂供电量）×（1－线损率）
公式三：
网（省）局内投产贷款新建电厂和机组上年实际厂供电量＝投产贷款新建电厂和机组上年实际发电量总和×（1－平均厂用电率）
公式四：
网（省）局贷款项目新增免税电力销售收入比例＝网（省）局内贷款项目上年新增电量的实际销售收入÷网（省）局上年全部电力销售收入×100％
如果同一建设项目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贷款和资金，按规定其中有的贷款可以用税款归还，有的不能用税款归还，则应按可以用税款归还的贷款数额占建设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以下简称“可还贷比例”）计算出可归还贷款部分的新增电量的利润、折旧和产品税额。其计算公式如下：
可还贷比例＝可用税款归还的贷款数额÷建设项目总投资额×100％
可用税款归还的贷款项目的新增利润、折旧、产品税额＝建设项目新增利润、折旧、产品税额×可还贷比例
（三）贷款项目新增利润及供电环节免税额在发、送变电贷款项目之间的分配
贷款项目新增利润和供电环节免征的产品税应当在网（省）局内部各发电、送变电工程的贷款项目之间进行分配。分配的程序是，首先由电力企业（指电管局和独立核算的省级电力工业局，下同）按照原水利电力部（87）水电财字第149号《关于颁发〈水利电力基本建设投资贷款补充规定〉的通知》和（88）水电财字第153号《关于减免电力产品税归还贷款的补充通知》的规定对贷款项目新增利润和供电环节免税额在发电项目与送变电项目之间进行分配。分配的比例为：新增利润按60％提取用于归还发电项目的借款本息；供电环节的免税额，关内地区按20％提取用于归还发电项目的借款本息，按80％提取用于归还送变电项目的借款本息，关外地区按50％提取用于归还发电项目的借款本息，余下的50％部分用于归还送变电项目的借款本息。然后再对发电项目和送变电项目提取的新增利润额和免税额在各发电和送变电项目之间进行分配。具体的分配办法为：
1．网（省）局内部各新建电厂、新增机组应分配的发电项目提取的新增利润额以及供电环节提取并返还的免税还贷额，按照各新建电厂、新增机组的新增厂供电量占网（省）局内全部新增厂供电量的比例进行分配。其计算公式为：
单位发电项目新增利润额和供电环节免税还贷额的应分配比例＝（单位发电项目新增厂供电量÷本网贷款新建电厂、新增机组厂供电量总和）×100％
单位发电项目应分配的新增利润额和供电环节返还的免税还贷额＝发电项目提取的新增利润和供电环节免税额×单位发电项目新增利润额和供电环节免税还贷额的应分配比例
2．网（省）局内各送变电贷款项目应分配的供电环节提取的用于归还送变电项目借款本息的免税还贷额，应按各送变电贷款项目累计借款总额占全网送变电贷款项目累计借款总额的比例分配，其计算公式为：
单位送变电项目供电环节免税还贷的应分配比例＝（单位送变电贷款项目累计借款总额÷全网送变电贷款项目累计借款总额）×100％
单位送变电项目应分配的供电环节是提留的免税还贷额＝本网送变电项目提取的供电环节免税还贷额×单位送变电项目供电环节免税还贷的应分配比例
三、以税还贷的申请
贷款新建电厂、新增机组和配套送变电工程，凡在贷款项目投产后用新增利润、折旧不足以归还到期贷款，需要减免产品税归还贷款的，应从还款年度起逐年向其税务主管机关提出以税还贷申请，申请的具体时间应为每一还款年度的年初计划确定后。
凡未提出申请或不按照本条规定的内容要求如实向税务机关提供审批所需的资料和数据的企业，税务部门可不审批该企业的以税还贷。
（一）发电环节的以税还贷申请
电力企业在办理减税申请时，应如实填写《电力企业以税还贷申请表》（见附件一），同时附送以下资料：
1．新建电厂、新增机组的立项批准文件和项目投产验收的有关文件。
2．建设项目竣工决算情况。具体反映建设项目实际投资额及来源构成，移交生产单位的固定资产总值和设计装机容量、投产装机容量。
3．企业与银行签定的贷款合同或实际用款的借据（凡没有正式合同、借据或使用贷款申请书、意向书者一律无效），应当如实反映发放贷款的银行、贷款的性质和种类、贷款的金额和利率、还款计划（包括贷款总的还款期和分年度还款计划）、用款单位、贷款合同签订的时间及贷款双方的印章。
4．允许减税归还的贷款构成和贷款归还情况。要求反映允许减税归还的具体贷款项目和贷款种类、金额、利率、贷款项目投产前一年企业原有的固定资产原值，装机容量、厂供电量和产品税金。
5．贷款的归还情况。已经归还的贷款有多少，其中折旧、利润和税款各归还了多少，贷款的余额有多少，按合同规定本还款期应归还的贷款本息有多少。
6．本企业上年实际厂供电量、贷款投产项目实际减税厂供电量、贷款项目实际的利润及提取的折旧；本还款年度计划厂供电量、贷款投产项目新增厂供电量、贷款项目提取的折旧及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利润、免税还贷计划。
（二）供电环节以税还贷申请
电力企业应于每年初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提出供电环节以税还贷申请，并如实填写《电力企业以税还贷收入比例申报计算表》（见附二），如属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一核算的电网，还要同时抄送所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并同时附送以下资料：
1．电网新建电厂、新增机组及配套送变电项目的投产、还贷明细情况（分户、分项目反映）。具体包括投产时间、装机容量、投资额、贷款总额、贷款余额、本年度的到期贷款和计划还款数，新增利润、折旧、税金的还款数。
2．电网上年度的平均厂用电率、线损率。
3．允许减税归还的贷款项目的贷款种类及各种贷款的实际使用金额。
4．上年度会计决算的相关数据。具体包括电网全部厂供电量、投产的贷款新建电厂、新增机组的新增厂供电量、电网全部售电量、投产的贷款新建电厂、新增机组的新增售电量、电力销售收入、销售税金（产品税单独反映）和销售利润及新建电厂、新增机组和配套送变电项目新增的利润、折旧。
5．电网内各省之间贷款新建电厂和新增机组厂供电量的输入、输出情况。
6．上年度电网以税还贷的执行情况。
7．配套送变电项目的立项批准文件和项目投产验收文件。建设项目竣工决算情况，具体反映项目实际投资额及构成。企业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或实际用款的借据（凡没有正式合同、借据或使用贷款申请书、意向书者一律无效），应当如实反映发放贷款的银行、贷款的性质和种类、贷款的金额和利率、还款计划（包括贷款总的还款期和分年度还款计划）、用款单位、贷款合同签定的时间及贷款双方的印章。
四、以税还贷的审批
（一）审批权限
电力企业的以税还贷一律由省级税务机关审批。发电环节的以税还贷由发电企业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审批；供电环节免税，属独立核算的省级电力局由所在地的省税务局商有关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审批；如属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一核算的电网，由电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商所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或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共同审批。
（二）审批程序
1．发电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接到企业以税还贷申请后，应对其有关还贷情况逐项核实，并签署审查意见，按现行税收管理体制逐级报至省级税务局或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接到报告，在对有关情况进行审查并批复后，转至电厂所在地税务局执行。如属统一核算跨地区电网，所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应将审核后的本地区还贷企业相关资料抄送电网核算地省级税务局。
2．电网（包括电管局和独立核算的省电力局）核算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接到企业供电环节以税还贷申请后，负责对其所报的材料与电网所跨地区税务局报来的发电企业的相关材料进行核对，并牵头组织电网所跨地区的税务局共同审核确定电网供电环节免税还贷收入比例。
（三）审核内容
1．发电环节的审核
（1）审核提出申请的企业和贷款项目及所使用的贷款是否符合本办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范围。
（2）对贷款项目的还贷情况进行审核，投产项目的贷款是否还清，如未还清，贷款合同规定的到期贷款本息是多少，用贷款项目本年新增利润、折旧及供电环节返还的免税还贷额能够归还多少，归还后不足部分有多少。
（3）对《电力企业以税还贷申请表》的审核。表中各项填写是否准确，计算是否正确，减税厂供电量（即贷款项目投产后新增的厂供电量）的计算是否符合以税还贷的规定。
2．供电环节的审核
（1）对还贷企业和项目的审核。电网所报贷款新建电厂、新增机组及所形成的厂供电量是否与发电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所报材料相一致。
（2）对配套送变电工程贷款项目的贷款情况进行审核。审核企业和贷款项目及所使用的贷款是否符合本办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范围，投产项目的贷款是否还清，如未还清，本年新增利润、折旧能否足额归还到期贷款。
（3）对《电力企业以税还贷收入比例申报计算表》的审核。该表各项填写是否准确，计算是否正确，免税还贷收入比例的计算是否符合以税还贷的规定。
3．按照本办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供电环节免税归还贷款的分配计划进行审核。
五、以税还贷的执行
（一）发电环节。申请以税还贷的电力企业在税务机关以税还贷文件下达前的时间内，应先按照税法的规定缴纳产品税，待减税文件下达后，再由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审核前应减税款的退库。
（二）供电环节。申请以税还贷的电力企业在税务机关以税还贷文件下达前的时间内，经省级税务机关同意，可暂按上年度确定的以税还贷收入比例执行，待本年度以税还贷收入比例文件下达后，再按批准的以税还贷收入比例对文件下达前的免税进行清算。
六、以税还贷的监督和检查
（一）主管发电企业以税还贷审批业务的税务机关，应于每年终了组织发电企业所在地税务局对发电企业的以税还贷实际情况进行检查，与发电企业以税还贷申请相核对。对用新增利润、折旧和供电环节返还的免税还贷额足以归还贷款的，把发电环节多减的税款收缴入库，同时对电力企业计提的新增利润、折旧和所减税款实行监管，如发现有不按规定归还贷款的，属于在各贷款项目之间调剂还贷额的，对应还贷项目应还未还的部分视同已经归还，并在该项目贷款余额中予以扣减，在以后的还贷年度中对扣减部分不再以税归还；属于未用于归还贷款的，除将挪用和挤占部分的税款收缴入库外，还要在应还贷项目的贷款余额中将其挪用和挤占的部分予以扣减，在以后的还贷年度中对扣减部分不再用税款归还，而应用企业自有资金归还。具体检查内容包括：
1．发电企业本年实际情况
（1）发电企业全年实际厂供电量、贷款项目新增厂供电量
（2）实现的产品税、实际缴纳的产品税、按规定应减征的产品税和实际减征的产品税
（3）提取的折旧和贷款项目新增折旧
2．实际还款情况
（1）实际还款
（2）新增利润（不包括减税转利部分）、折旧还款
（3）发电减税归还及供电返还的免税归还
（4）其他资金还款数额
3．其他应检查的内容
（二）主管供电企业的税务机关，应于每年终了将供电企业实际减免税额逐级上报至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如属统一核算的跨地区电网，电网所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应将本地区供电环节实际免税额报送电网核算地省级税务机关，电网核算地省级税务机关应对电网新增利润和供电环节免税额在发、供电两个环节的分配、返还和用于归还送变电项目贷款的免税额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如发现有不按规定归还贷款，属于在各贷款项目之间调剂还贷额的，对应还贷项目应还未还的部分视同已经归还，并在该项目贷款余额中予以扣减，在以后的还贷年度中对扣减部分不再以税归还；属于未用于归还贷款的，除将挪用和挤占部分的税款收缴入库外，还要在应还贷项目的贷款余额中将其挪用和挤占的部分予以扣减，在以后的还贷年度中对扣减部分应用企业自有资金归还，不再用税款归还。
（三）主管电力企业以税还贷审批业务的省级税务机关，应于每年终了后三个月内将本网内各新建电厂、新增机组和送变电项目新增利润的提取、分配以及供电环节免税返还情况抄送新建电厂、机组和送变电项目所在地税务局。
试论脑死亡立法模式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摘 要：当前，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上，国外存在专项立法模式与统一立法模式两种立法模式。这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其利弊。就当前我国公众对脑死亡的接受情况来看，我国应当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专项立法模式。
关键词：脑死亡；立法模式；我国；选择
作者简介：刘长秋（1976—— ），男，山东人，汉族，法学硕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命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迄今已在国内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生命法。 通联：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E-mail:shangujushi@sina.com
脑死亡（brain death）是指原发于脑组织严重外伤或脑的原发性疾病，致使脑的功能不可逆转地停止，最终导致人体死亡。[1] 脑死亡法即对脑死亡问题进行的立法，是立法者通过法律对脑死亡的明文认可。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即脑死亡法立法时所采取的法律范式或立法体例。立法模式是影响立法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且直接决定着立法的实效与权威。当前，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们生命观念的转变，脑死亡这一远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已经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国家都已承认了脑死亡并专门制定了本国的脑死亡法，我国也正在酝酿出台相关的法规或规章。由于我国在生命立法领域方面的整体落后，我国过去毫无脑死亡立法方面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立法模式无疑将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不少学者在进经过研究后认为，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而建议我国采取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那么，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否真是我国脑死亡立法所应采取的最佳立法模式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此浅发拙论。
一、各国在脑死亡法上所采取的主要立法模式及其优劣分析
各国在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上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项立法模式，另一个则是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混合立法模式。而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实际上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应该说，上述两种脑死亡立法模式各有优劣。
（一）美国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
所谓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就是指在不无视脑死亡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固有联系的前提下，单独对脑死亡进行立法，而不是将脑死亡完全纳入器官移植法而使其成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内容的立法方式。当前，采用专项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中以美国最为典型。1966年美国提出脑死亡是临床死亡的标志，并于1968年在第22届世界医学大会上，由美国哈佛医学院脑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将“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作为新的死亡标准，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诊断标准，即“哈佛标准”。1970年，美国堪萨斯州率先在美国各州制定了有关于脑死亡的法规《死亡和死亡定义法》。1978年，美国制定了的《统一脑死亡法》（Uniform Brain Death Act， UBDA），并正式在法律上将脑死亡定义为“全脑功能包括脑干功能的不可逆终止”。在美国，脑死亡立法与器官移植立法是分开进行的，器官移植立法早于脑死亡立法。早在1968年即美国提出“哈佛脑死亡标准”的当年，1968年，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等组织就倡议通过了《统一组织捐献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简称UAGA），至1973年，该法案已经在全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统一实施。1984年，美国又通过了法律效力更高的《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s Act）。这样一来，在美国，一般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受器官移植法的规范，而脑死亡的判定则受脑死亡法的规范；如果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涉及到了脑死亡的判定与实施等问题，则要受到器官移植法与脑死亡法的双重约束。
采取专项立法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作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律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这就在立法上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界限进行了显然的划分，避免将器官移植与脑死亡混为一谈；（2）由于脑死亡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器官移植而更在于它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因此，对脑死亡问题制定专门的立法有利于突出脑死亡的法律地位，使人们相对更为全面且科学地理解脑死亡，并因之相对更为重视脑死亡；（3）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并对脑死亡问题适用专门的脑死亡法，有利于树立和体现脑死亡法的权威，提高其运作的实际效果；（4）在器官移植方面，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的统一适用，体现了脑死亡法对器官移植法的配合与支持，有利于器官移植活动的开展；（5）最为重要的是，将脑死亡问题单独加以立法有利于避开人们较为敏感的器官捐献问题，从而不但可使其更为乐意认同和接受脑死亡的概念，且不会对器官移植法的实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采取脑死亡专项立法模式的弊病也是较为明显，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将脑死亡明确从器官移植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并适用脑死亡法显然增加了立法的投入及法律的运营成本，也客观上增加了执法者的责任与负担；（2）在现有科学不能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脑死亡是绝对科学且不存在任何差错的情况下，对脑死亡进行专项立法会面临很大的立法风险。
（二）西班牙的混合立法模式
所谓混合立法模式，即不对脑死亡问题单独制定法律，而是将其与其他内容特别是器官移植一起规定在器官移植法中，作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美国对脑死亡进行专门立法不同，西班牙的脑死亡法是融合在其器官移植法中的。其1979年由国会通过的《器官移植法》直接对脑死亡的概念及其判定要求进行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脑死亡是指完全和不可逆的脑功能丧失；如果是脑死亡，必须有3名医师的诊断证明；必须有临床评估及相关的各项检查来证实供者死亡的诊断符合法律程序要求。显然，西班牙并没有将脑死亡问题作为完全独立于器官移植之外的一个问题来加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了器官移植的一个当然内容。正因为如此，西班牙没有像美国那样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而是将脑死亡问题直接规定在了器官移植法中。
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该立法模式在1994年时初露端倪，到1997年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出台时最终成型。早在1994年4月，日本“关于脑死及器官移植的各党协议会”向国会提出的《器官移植法案》第6条就对脑死亡问题进行了灵活处理。该条规定：“医生在符合以下各条之一时，可以从死者（含脑死者，下同）体内取出用于移植的器官。1.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手术，且知道这一意愿的家属对此无异议或该死者无家属。2.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或虽然死者未表示过这一意愿，但其家属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3. 前面所设计的脑死亡者，是指被断定为包括脑干在内的整个脑部的机能都不可逆转地停止了的死者。4. 对脑死的判定，应根据被普遍认可的医学知识，按照厚生省令来进行……”[2] 显然，日本的这一法案并不是专门针对脑死亡问题的法律，而是针对器官移植的，其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医师从脑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时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该法案也没有将脑死亡作为确定人死亡的唯一标准，而是在坚持传统心死亡标准的基础上仅将脑死亡标准作为心死亡标准的补充标准，相对灵活地处理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问题。在其1997年10月起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中，日本明确认可和肯定了上述立法内容与立法模式。该法规定：允许进行脑死亡者器官移植；愿意在被断定脑死亡后提供器官的人，在生前进行登记并填写自愿卡，一旦发生不测，在直系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可对其器官进行移植。除西班牙、日本之外，德国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模式，它也直接将脑死亡问题规定在了其1997年制定的器官移植法中。
混合立法模式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减少了立法投入，节约了立法运营的成本；二是在脑死亡还没有被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是绝对无误及人们对脑死亡还表现出一种不认同和不信任的情况下，有助于将脑死亡问题模糊化，避免该问题被过度张显；三是将脑死亡作为提高器官移植成功率的重要保障，明确将脑死亡的意义在某一特定阶段上限定在了器官移植方面，具有很强的务实性。而其弊端在于：（1）把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人为地连接到了一起，将脑死亡的意义局限到了器官移植一个方面，使脑死亡法具有很浓厚的功利性，也极大地抹杀了脑死亡法的其他现实意义，如其民事意义、刑事意义等；（2）客观上会减弱脑死亡法律规范的实效，并也会给器官移植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3）由于医学界的不当宣传与误导，人们往往认为国家倡导其接受脑死亡概念的动因在于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从而使其易对脑死亡法产生误解而不愿接受脑死亡，甚至还会因此而对器官捐献产生厌弃，极大地限制了脑死亡法的实际作用。
二、我国脑死亡法立法模式之选择
通过以上对脑死亡法两种立法模式的比较分析，笔者以为，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问题上，我国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具有更多的优势，且相对于统一立法模式而言也是更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具体来说：
1. 当前，我国大部分人都脑死亡还没有形成全面而科学的认识，对脑死亡表现出了较大的排斥和不信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对脑死亡问题制定并适用专门的立法，有利于对脑死亡问题进行更为科学的法律宣传与医学宣传，从而使全社会形成对脑死亡的全面、科学认识，帮助人们逐步认同并接受脑死亡。
2. 尽管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并不是一部法，而各有其适用范围与调整对象，但在器官移植方面，二者却有着无可否认的固定联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制定一部不受器官移植法制约而其本身又摆脱不了与器官移植法之间的固有联系的脑死亡法，可以使脑死亡法成为器官移植的辅助法而又不会表现得过于功利。
3. 由于过去医学理论界一些学者在提倡脑死亡法立法建议时，将脑死亡法作为解决器官移植供体器官来源不足的主要依据，错误地分析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之间的关系，导致很多人对脑死亡立法形成了一种偏见，即认为脑死亡立法就是为了服务于医生强制从脑死者身上采集人体器官的保障法。在这种偏见的误导下，人们不仅对脑死亡法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与排斥，且对器官捐献也产生了一定误会。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规定在同一部器官移植法中，则不仅会加重人们对脑死亡法的误解，不利于人们对脑死亡的认同和接受，且极有可能会产生“恨乌及屋”的负面效果，使人们对器官移植法也产生抵触。
4. 脑死亡作为一种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其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这一个方面，更在于为脑死亡这种科学的死亡标准提供明文法律依据以及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能力的终止以及杀人罪的成立等民事与刑事问题提供立法支持，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则很容易张显脑死亡法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意义而掩盖甚或抹杀其在其他方面的、相对于器官移植而言的更为重要的意义。
5. 在脑死亡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借鉴美国的做法而采取了专项立法模式，台湾在1987年6月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同年9月颁布了《脑死亡判定步骤》。如果我国在该方面也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则将显然有利于避免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脑死亡问题的产生法律冲突，从而有利于两地开展更为广泛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交往，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以为，我国脑死亡法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而不应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搅在一起，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统一立为同一部法。当然，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分立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之间的特殊联系，将脑死亡完全与器官移植脱钩，乃至在器官移植法中不对脑死亡作任何规定，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丝毫不提及器官捐献及器官移植；相反，出于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固有联系及协调两法之间关系的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依旧需要提到脑死亡问题，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依旧需要充分考虑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为此，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规定：医师可以从生前自愿捐献其遗体或遗体器官或者在其死后经其家属同意而捐献遗体或遗体器官的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但如以脑死亡标准判定患者已经死亡的，需要依据《脑死亡法》的规定严格进行。而在《脑死亡法》中也需要规定：摘取脑死者的器官用于移植的，需于脑死者生前征得其本人同意或于其死后征得其家属同意，器官的摘取依照《器官移植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1] 吴崇其, 达庆东.卫生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P495.
[2] 顾肖荣, 倪正茂.生命法学论丛[M],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8, P 80.
（本文已发表于《卫生政策》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