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选举暂行实施细则（修正）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选举暂行实施细则（修正）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80年9月28日吉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3年12月3日吉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吉林省选举暂行实施细则〉的若干规定的决议》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三章 代表名额
第四章 选区划分
第五章 选民登记
第六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七章 选举方法
第八章 少数民族的选举
第九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结合我省具体情况和试点经验，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选举工作，要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密切政府同群众的联系，以加强政权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全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进行。
第三条 实行县级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是我国选举制度的重大改革，是加强地方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实践证明，搞好这项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使选民不断提高觉悟，珍惜民主权利，积极参加选举
。在工作安排上，要统筹兼顾，把选举工作同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选举，推动当前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四条 省、市、自治县、市郊区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并指导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地区行政公署设立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协助省选举委员会指导本地区的选举工作。
乡、民族乡、镇、城市街道办事处以及各系统（包括较大的生产、事业单位），选举县、市、区人民代表时，设立选举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县、市、区选举委员会的派出机构，指导所辖区域的选举工作。
选区设选举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本选区的选举工作。
第五条 各级选举委员会一般由九至二十五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五人。委员会可由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参加，其组成人员由本级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报上级备案。
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选举的具体工作。
第六条 选举委员会的任务：
（一）制定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计划；
（二）宣传《选举法》和《组织法》；
（三）训练选举工作人员；
（四）进行选民登记和选民资格审查；
（五）划分选区，分配各选区的代表名额，组织选民推荐并讨论、协商代表候选人，汇总、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
（六）规定选举日期，主持投票选举是否有效，宣布选举结果，颁布代表证件；
（七）受理选举中对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申诉和对违法行为的检举、控告，并作出处理决定；
（八）选举工作结束后，向上级作出选举工作总结报告。
第三章 代表名额
第七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按照便于召开会议、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各民族、各地区、各方面都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的原则，并参照上届比例确定。特别要照顾到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代表一般要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第八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长春市选代表最多不超过七百名；
吉林市选代表最多不超过六百名；
四平市选代表最多不超过五百八十名；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选代表最多不超过五百五十名；
辽源市选代表最多不超过四百五十名。
第九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代表名额：
人口超过八十万以上的榆树县选代表最多不超过五百二十名、农安县选代表最多不超过四百七十名、扶余县选代表最多不超过四百四十名、怀德县选代表最多不超过四百三十名；
人口在五十万以上不足八十万的，选代表最多不超过三百八十五名；
人口在二十万以上不足五十万的，选代表最多不超过二百四十五名；
人口在二十万以下的，选代表最多不超过一百五十名。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代表名额，按人口幅度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平均人口数确定，人口少的，不得按人口多的确定代表名额。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管辖乡村特多，按规定的代表名额分配有困难时，要大力压缩县直机关代表名额，分配给乡村，如仍感到不足时，按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十作为机动，用以解决代表名额的不足。
农村与镇选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一般应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如镇境内人口过多，可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属于县级政权机关直接领导的上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代表名额可适当少些，通过协商确定。
第十条 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
人口在五万以上的，选代表最多不超过一百五十名；
人口在一万以上不足五万的，选代表最多不超过一百三十名；
人口在一万以下的，选代表最多不超过九十名。
第四章 选区划分
第十一条 选区划分，要便于选民参加选举活动和选举的组织工作；便于选民了解代表和代表联系选民；便于选民监督和罢免代表。每个选区以能产生一至三名、最多不超过五名代表为宜。
第十二条 选举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农村一般按村划分选区；城镇按居民委员会、机关、企事业单位单独或联合划分选区。
第十三条 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农村可将邻近的几个村划分为一个选区；人口特多或比较分散、偏僻的村和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可以单独划分为一个选区。城镇较大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可按单位划分为一个或几个选区；较小单位可以按系统
或居住状况划分联合选区；街道居民一般按居住状况单独划分选区。
第五章 选民登记
第十四条 凡年满十八周岁具备选民资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按选区进行选民登记。年满十八周岁的选民的年龄计算，以当地选举日为截止期。
第十五条 选民登记要做到不重、不漏、不错，使有选举权利的人都能依法行使选举权利。具体规定如下：
（一）凡属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在校学生，以及有本地常住户口在上述单位做临时工（选举前不辞退）、合同工、家属工等人员，均在所在单位登记。
（二）农民在所在居民组或社队企业、事业单位登记。
（三）居住本地没有工作单位的居民，在其常住户口所在地登记；在选举期间不能回原住地或工作单位的人，当地能确定其选民资格的，可在现住地或临时工作单位登记；长期外流下落不明的，暂不登记，如在选举日前回原住地，可以补登。
（四）兼职和未定职工作人员，在领工资单位登记。离休、退休人员组织关系仍在原单位的，在原工作单位登记；其他退休人员，在常住地登记。
（五）现役军人，在军队工作的在编和非编职工，经过批准的随军家属，行政关系在军队的工厂的人员，在军队登记；驻地方工厂、铁路、水运、科研等单位的军代表，在地方医院住院的军队伤病员，在地方院校学习的军队干部战士，为军队服务而行政关系不在军队的工厂的人员，在
所在地区的地方选区登记。
（六）凡是介绍到外单位参加选举的国家工作人员或某些代表性人物，经协商同意，在所在单位登记。
第十六条 下列人员不予登记：
因反革命案或其他刑事犯罪案被判刑并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不予登记；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不列入选民名单。
经医生证明或群众公认的无法行使选举权利的精神病患者，呆傻人员，不列入选民名单。（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应予登记，病发时中止其行使选举权利）。
第十七条 选民登记完毕后，由本级选举委员会将审查合格的选民名单张榜公布，并在选民小组口头宣布，发给选民证。
第六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十八条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和选区里的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生产单位、事业单位以及工作单位提名推荐。推荐时，应向选举委员会介绍候选人的情况。
第十九条 对各方面推荐的代表候选人，要组织选民进行反复讨论，民主协商，所提候选人仍然超过规定名额，可进行预选，最后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第二十条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排列次序，经过预选确定的，按预选票数多少为序；没有经过预选的，按姓氏笔划为序。
第二十一条 投票选举前，提名单位和选民都可以实事求是地宣传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使选民更好地了解和挑选代表候选人。但在选举日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
第七章 选举方法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程序，按《选举法》第八章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投票选举的形式，要从实际出发，以方便选民、有利于提高参选率为原则。可以设立投票站，分别投票，也可以开选举大会，直接进行投票选举。农村以村设立中心投票站。县直各系统几个单位联合划为一个选区的，可以在各单位分别设立投票站。还可以设立流动票箱，
分别到年老体弱、行动困难的选民家中或不能停止生产、工作的单位，组织选民投票。
第二十四条 选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县、市、区选举委员会统一规定选举日期；选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乡、民族乡、镇选举委员会统一规定选举日期。选举日期，从投票日算起，一般为一至三天。
第二十五条 投票选举结束后，要在当日将选区选票汇齐，由总监票人和各投票站的监票人共同监督计票。以选区为单位，向选民公布选举结果。选举没有成功的，应请示选举委员会，经批准后进行第二次选举。
第八章 少数民族的选举
第二十六条 聚居和散居的少数民族参加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应按《选举法》第四章各条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聚居的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也应有代表一人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
第九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二十八条 为保障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选举活动中，凡犯有《选举法》第十章第四十三条所列违法行为的，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分。
第十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与有关法律规定抵触时，按照法律规定执行。
1983年12月3日
我国食品安全刑事责任框架建构
吴光升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属于一种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食品安全法》的这种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应当说与我国目前朝着统一性、集中性方向发展的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是相一致的。从法律制度的角度讲，确保食品安全并非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即可奏效，而是需要更多的法律规范或是部门法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与之相协调和衔接，以形成完整的确保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法》出台后，许多法律面临着调整和完善，刑法亦是如此。食品安全犯罪与传统犯罪不同，一旦发生就会造成巨大损害结果，对这类犯罪行为，应当以预防为主，即只要行为可能造成损害危险，就应当对其进行刑事制裁。这种预防性的刑法制裁，其实也就是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流行的风险刑法理论或安全刑法理论所主张的。因此，如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食品安全法》，除了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外，还应当在风险刑法理论的指导下对刑法典进行相应的完善，并根据该理论将刑法典适用于具体案件。
一、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理论
从这些“风险社会”理论家的论述来看，所谓风险社会，其意在指出现代社会具有一种风险性特征，是一种风险性的社会。这种风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风险的人为性，即现代社会的风险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不同，大多是人类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其中，政府、工业和科学是风险的主要制造者；二是风险影响后果的巨大性，即现代社会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往往是不可估量，具有损害结果的重大性、跨地域性与跨时间性等。如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结果，灾难涉及几个相邻之国家，损害结果在时间上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三是风险影响结果与途径具有不确定性，即某一风险会造成什么样影响，影响的途径是什么，传统的风险计算方法往往无能为力，“标准的计算基础——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障的概念等——并不适合这些现代威胁的基本维度”。 如转基因食品，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途径是怎样的，现在很难作出准确的评价；四是风险影响对象的广泛性，这是指现代风险所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多不分阶级性或阶层性，每个人所可能受到影响的机会是平等的，现代风险具有一种“民主性”，是“平等主义”的。如今年出现的甲型H1N1流感，每个人都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并不会因为财富的多寡而有所区别；五是风险的不可完全消除性，这是因为现代风险作为一种人为风险，它是人类为了生活舒适与便利而对社会生活与自然加大干预范围与深度的结果，是人类追求更高层次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只要人类不停止这种追求，这种风险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消除。
风险刑法（Risikostrafrecht），也有的称之为安全刑法（Sicherheistrafrecht）。该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最初由德国刑法学者提出的，如普里特维茨（Prittwitz）、金德霍伊泽尔（Kindhauser）等，随后被日本学者所发展。从有关论述来看，风险刑法理论的主要特征在于将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扩大犯罪圈。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刑罚目的转向积极的普通预防。如金德霍伊泽尔认为，传统的刑罚目标即报复、特殊预防和威慑在今天已退居幕后，而借规范适用的固化为建构法的信赖树起一面旗帜的积极普通预防则成为流行的学说； 二是通过推定减少控诉方所需要证明的要求或减轻控诉方的证明责任。如严格责任的引入、行为人主观过错的推定等；三是行为范畴的扩大化。在传统刑法中，行为主要是指作为，不作为与持有只是一种例外，但在风险刑法理论中，通过制定法课以行为人作为义务，不作为作为一种刑法中的行为，具有扩大化的趋势。持有型行为也有扩大化之趋势。正是基于这种行为范畴扩大化之趋势，胡萨克甚至认为应当放弃犯罪的行为要件而提出以控制原则取代之，即只要某人对某种事态应该控制、能够控制却没有控制而令其发生的，就应承担刑事责任； 四是将犯罪成立的标准前移。在传统刑法中，处罚的主要对象是对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行为，对法益造成现实的侵害是犯罪既遂的标准，对犯罪预备行为与未遂行为的处罚只是特例，但在风险刑法之中，危险犯成为公害犯罪一种重要的犯罪形式，不仅处罚具体危险犯，也处罚抽象危险犯；一般只具有抽象危险的犯罪预备行为也不时被有选择地独立定罪。
二、风险刑法理论视野下的食品安全刑事责任
（一）我国刑法中涉及食品安全的罪名
从《食品安全法》与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来看，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非法经营类的犯罪；二是生产经营类的犯罪；三是食品安全监管类的犯罪。
非法经营类的犯罪行为，是指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或者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取得食品生产、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后，不再具备法律规定的生产经营条件仍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行为。此类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生产经营类的犯罪行为，是指具备合法生产经营的资格和条件，但生产经营过程违反《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而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刑法中有明确规定的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外，食品生产经营者还有可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逃避商检罪、虚假广告罪以及不报或谎报事故情况罪。
食品安全监管类的犯罪行为，主要是指对食品生产经营负有安全监管责任的人员不履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这类犯罪行为，除了可能构成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以外，还可能构成以下罪名：一是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即食品检验机构的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行为；二是刑法第412条规定的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这主要是指国家商检部门、商检机构的工作人员对进出口食品进行检验时徇私舞弊，伪造检验结果或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验的物品不检验，或延误出证、错误出证而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因此，这与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在主体上不同，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的主体只能是中介服务组织的人员；三是刑法第411条规定的放纵走私罪。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2条的规定，进口的食品应当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后，海关凭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通知证明放行。为此，如果海关工作人员没有要求出示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通知证明就予以放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以放纵走私罪处罚；四是刑法第414条规定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罪。这是因为根据《食品安全法》第8章的规定，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有职责进行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如果这些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情节严重的，应当构成刑法第414条规定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罪；五是刑法第402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二）从风险刑法理论和《食品安全法》的双重视角对我国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的审视
从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来看，风险刑法理论在我国刑法中也有了一定的体现。比较典型的是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因为根据该条的规定，只要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即便没有造成损害结果，也构成犯罪行为。这属于一种抽象的危险犯。 这种规定与传统刑法理论不相符合，但却与风险刑法理念相一致。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刑法的色彩，而风险刑法理论的预防性却体现得不够，并且存在着诸多与《食品安全法》难以有效衔接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是刑法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显示出滞后性，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在主体上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销售和监管等人员，在对象上涉及到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而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的含义较窄，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所规定的食品安全犯罪，在主体上只涉及生产、销售人员，在对象上只涉及食品。《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不能找到恰当的罪名。
二是刑法中有些食品安全类的犯罪的法定刑偏轻，有的甚至低于行政处罚。《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而刑法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罚金刑的规定却是，并处或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明显轻于行政处罚。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裁，是完善食品安全立法的重要方向，而刑罚轻于行政处罚，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三是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类的犯罪处罚范围过窄，没有体现出预防为主的方针。首先，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属于结果犯或具体危险犯，具有预防性的抽象危险犯并不多见。比如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虽然按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即使没有销售金额也可构成犯罪，但只是一种犯罪未遂，因而仍然不属于抽象危险犯。当然，司法解释的此条规定是否合理，现在存在一定的争议。其次，《食品安全法》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对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但由于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中，不作为型的犯罪很少，生产经营者即使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作为义务，且造成重大损害后果，也难以对其定罪判刑。再次，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难以入罪。从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来看，对于诸如为生产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购入大量问题原料的行为，或为销售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采购此类食品的行为，一般只能作行政处罚，而不作为犯罪处理。其实，受利益成本计算的影响，行为人购入大量问题原料或有问题食品的目的，最终还是在于通过投向市场赚取利润，而以这种问题原料生产的食品或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一旦投入市场，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结果，因此，适当地对此类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是恰当的。
三、以风险刑法理论为指导重构我国食品安全的刑事责任
一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设专节规定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罪，并增加相应的罪名。食品安全犯罪不仅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严重的是危害了公共安全。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食品安全犯罪，也恰恰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定罪处罚的。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被称为最大“源凶”的张玉军及其“下线”张彦章，就是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涉及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等众多领域和环节，结合《食品安全法》第20条、27条等的规定，具体罪名应包括：非法生产、销售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相关产品罪；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管理罪；食品安全事故不报罪；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罪；出具虚假食品检验证明罪；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等。
二是适当增加过失的食品安全犯罪。我国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都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行为人不履行《食品安全法》查证查货的注意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并不能根据这些罪名进行处罚。因为没有履行查证查货义务，只是一种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故意还是有相当差距，即应当注意而不注意还不能说明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不管是对行为性质，还是对结果的故意。比较恰当的做法是放松对这些罪名在主观方面的要求，规定过失行为也能构成以上罪名。
三是适当增加不作为型的食品安全犯罪。《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不安全食品的召回义务。对于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这一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可由过失构成的情况下，仍然可予以刑事处罚，因为应当查证查货而不履行该义务的，实际可纳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过失范围之内。但对于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却很难定罪处罚。因为现代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有时虽然食品生产者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行了生产，仍然难以避免可能出现一些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尤其是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有时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对其危害性作出准确评估。即不安全食品的产生实际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为食品生产销售者的故意或过失行为所导致的，另一种是很难证明食品生产销售者在生产销售时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导致的。对于因为后一种可能性所产生的不安全食品，即使将过失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也因为很难证明食品生产者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难以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将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予以犯罪化，除了可以促使食品生产销售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外，还可以对一些后来发现所生产的食品具有危害性，但却难以证明生产者具有主观过错，而且也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
四是适当提高有些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特别是要消除刑罚低于行政处罚的现象。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有其他严重后果的，均要设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并要全面提高罚金刑的金额，最低不能低于《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罚款额度，以体现出刑罚是维护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
五是适当惩处一些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风险刑法理论的核心是将刑法介入时间提前，扩大犯罪圈。这种刑法介入时间的提前，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一些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但对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存在一个主观的证明难题，即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之目的。因此，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是否应当进行刑法处罚也存在类似疑问。但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预备行为都难以证明其主观目的，有些食品之所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其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者为降低生产成本而使用了变质或有毒有害的原料，或销售者为了谋取暴利而低价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且生产者或销售者购入这些原料或食品，除了用于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或用于销售外，别无其他用途，证明其犯罪目的还是比较容易的。因此，对于为了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购入问题原料或为了销售而大量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
当然，风险刑法理论的不恰当适用，也有违背刑法谦抑原则而限制自由、损害公众合法权益的危险。因此，对于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如果能通过其他行政制裁或民事制裁等措施而达到抑制目的，就不应当运用刑事制裁。如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第27条规定的有关工艺或流程要求的行为，就并非只有通过刑法调整才能达到抑制之目的。
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法学博士徐军 吴光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