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实施办法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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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为了使本省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的责任，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全民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可参照执行。
第二章 全面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
第三条 企业充分享有和运用《企业法》和《条例》赋予的各项经营自主权。
第四条 企业根据国家授权，对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行使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企业可以自主选择国家规定允许的各种资产经营形式。继续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积极试行股份制，逐步试行税利分流。
第五条 企业的设立和改组，除金融、房地产、进出口贸易和股份制企业、集团公司须经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外，具备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直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企业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可自主决定在本行业、本地区或者跨行业、跨地区调整生产经营范围，并直接
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企业经营范围时，除国家禁止经营或国家专营的商品外，只注明行业大类，不限制商品种类。
第六条 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商品（包括生产资料），除国家和省定价、限价的个别商品（其目录由政府物价部门公布见报）外，由企业自主定价。
第七条 在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指导下，企业利用留用资金或自筹资金进行投资，能够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的生产性建设项目（包括技改和基建项目），由企业自主决定立项，报政府有关部门备案；经政府有关部门依据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证明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产权
登记文件，依法办理有关规划建设手续后，由企业自主决定开工。需要向银行贷款的，由企业自主向银行申请，报政府有关部门备案。银行是否给予贷款，应视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项目的可行性决定。
在不违反当地城市建设规划的前提下，企业可自主决定厂区内的建设项目，报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第八条 按照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企业可在本省城乡范围内自主决定招工的时间、条件、方式和数量，包括招收不迁移户口关系的农民合同工，报当地劳动部门备案（大中城市企业从农村招工的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制定）。
第九条 企业可以打破干部与工人、正式工与临时工的界限，按照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和公开、平等、竞争和择优的原则，自主决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招聘办法、标准和数量。企业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实行聘用制、考核制。
企业副职行政管理人员，由厂长（经理）提名，在征求企业党组织和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后，由厂长（经理）任免（聘任、解聘），报有关部门备案。
企业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由厂长（经理）征求企业党组织意见后，可自行决定任免（聘任、解聘）。
第十条 积极推行新的《财务通则》和《会计准则》。改革企业的折旧制度。企业的各项专项基金可根据需要自主统筹使用。
第十一条 企业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经同级劳动、财政部门核定基数后，按照“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依据实现税利计算）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按不变价净产值计算）增长幅度”的原则，自主确定工资总额
和工资分配形式，自主确定和调整工资标准、工资等级和各类人员的工资关系，自行发放工资。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和其他工资性收入全部计入成本。
第十二条 企业在保证实现企业财产保值、增殖的前提下，有权自主决定税后留用利润中的各项基金的比例和用途。企业的各种专项基金可根据需要统筹使用。
企业可以在销售额中按不同档次的规定提取3—10‰的业务活动费，自主使用。
第十三条 企业可以利用闲置的场地、厂房兴办第三产业。经有关部门批准并补交政府规定的地价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企业可以利用自有场地和厂房，开发房地产。亏损企业经营房地产的所得利润可减免所得税，并用于弥补历年亏损或支付企业搬迁费用；盈利企业经营房地产的
税后利润，列入企业自有资金。
第十四条 扩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列入省综合改革试点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年出口供货额达到100万美元（山区企业50万美元）的企业，经省政府审查批准，可享有自营进出口权，可以到境外办企业。
除国家规定统一经营、统一成交或联合成交的少数商品仍按过去的分工经营外，其他商品，凡有经营能力并具有进出口权的企业，都可以实行跨行业综合经营。
第十五条 列入省综合改革试点的企业和大型企业，经国家或省批准享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承担国家级“火距”计划项目的企业，经批准年出口创汇100万美元以上的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和年创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机电产品工贸公司，年出口创汇200万美元以上的中外合资
（合作）经营企业，其厂长（经理）出国（出境）按现行审批办法审批，企业的其他人员出国（出境），由厂长（经理）决定并分别向省市外事办公室申请护照；上述企业可根据业务需要确定本企业多次出国（出境）人员名单（一般1至5名），经省有关部门确认并一次审批后，发给一年
内多次有效护照，每次出国（出境）由厂长（经理）签字后，向省市外事办公室申办签证。
第十六条 企业可以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兼并其他企业。兼并企业可以利用被兼并的企业生产场地进行综合开发，搞多种经营；经批准，也可以自营或联营开发房地产业。
第三章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第十七条 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各项企业经营自主权完全落实给企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截留或干预。
第十八条 依据企业国有资产“全民所有、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各级政府受上级政府的委托行使辖区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
政府赋予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行使辖区内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代表者的职责。
第十九条 企业不再套用行政级别，政府对企业按其生产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进行分类管理。政府及有关部门不得规定企业内部机构的设置、调整、撤销和企业的人员编制，不得下达招工指标。
第二十条 对生产手段落后、经营管理不善、亏损严重的企业，要通过关、停、并、转、破产、拍卖等方式进行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达到法定破产条件的，依法破产。
企业兼并后，被兼并企业原享有的减免税优惠和财政补贴，在2年内由兼并企业继续享有，并享受《条例》规定的其他优惠政策。
第二十一条 建立和完善省级宏观调控体系。
（一）省政府将建立定期发布本省产业政策的制度。
（二）除特殊商品和国家直接下达的计划外，政府对企业不下达指令性物资分配和生产计划。对一般产品以及不涉及配额、许可证的产品，下列入计划管理。
（三）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会成本制度和审计制度。
（四）建立和完善财政基金、财政贴息制度。
（五）逐步取消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取消工资调节税，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工作，统一各类不同所有制企业所得税率。
第二十二条 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综合经济部门的职责主要是加强宏观调控。撤并某些专业经济部门和职能交叉重复或业务相近的机构，裁减、撤销非常设机构。
依据政企分开的原则，改造行政性公司为企业实体，并将其行政管理职能转移到政府行政部门。
第二十三条 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
（一）建立和完善劳务、技术、资金、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息、拍卖等各类市场；完善现货市场，开办商品期货市场。
（二）各部门和行业不得制定垄断性规定，不得规定企业只许使用本部门的配套产品。凡带有自然垄断性的工程、项目，应实行公开招标，平等竞争。
（三）企业购置生产经营所需的生产资料和其它商品，不须再申领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控购指标。取消非国家规定的专卖制度。
（四）取消对竞争性商品和劳务收费的价格限制。少数国家垄断或资源稀缺的商品，由省物价部门根据生产成本和投资利润率定价，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四条 加快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待业保险制度和医疗、工伤保险制度。实施不区分所有制界限以及用工类别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逐步提高其社会化程度，实行省、市两级统筹核算。
第四章 加强约束和检查监督
第二十五条 强化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发生亏损的，按《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六条 企业的工资总额按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实行工效挂钩的，工资总额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企业工资调整方案和奖金分配原则，须经职代会审查同意。厂长（经理）晋升工资和年终奖励，须经职代会同意，并报企业主管部门审批。
企业应当从工资总额中提取不少于5％的数额，作为工资储备基金；工资储备基金达到本企业全年工资总额基数的50％以后，是否继续提取，由企业自主决定。
企业在经济效益降低或亏损情况下，通过虚盈实亏等方式搞超分配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政府主管部门应予以制止和纠正；职工多拿的不正当收入，应从发现之日起一次性或限期分次扣回；对厂长（经理）及主要责任人，应视其情节轻重由主管部门予以经济和纪律处分，情节特别严
重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企业在完成上交税利任务和国有资产增殖的前提下，厂长（经理）的收入可与上交税利及国有资产的增殖挂钩。挂钩的基数、比率和奖惩办法由各市自行制定。
企业必须如实申报企业利润和职工个人分配，并依法纳税。
企业业务活动费的使用、列支办法，应由企业领导集体讨论决定。
第二十七条 企业违反《条例》和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按《条例》第四十八条进行处理。
第二十八条 政府各行政部门对企业的管理要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办事程序和规范，并向社会公开，依法行政，为企业服务。
第二十九条 严格控制对企业的检查，停止对企业进行评比、评估、达标、升级、考试等活动。
第三十条 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其所属各部门执行《条例》和本办法情况的检查和监督。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规定，截留、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要追究责任，并按《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与《条例》一并贯彻执行。各级政府及各行政部门现行的规章、政策与《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相抵触的，按《条例》和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1993年1月1日起施行。
1992年12月15日
司法何时权威
——对程序公正价值的再思考
陈柯剑
一 时代呼唤司法权威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载入宪法，“法治” 第一次有了宪法上的意义。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将步入法治时代。法治时代不仅是突出司法公正的时代，也是突出司法权威的时代。
人治需要个人权威，法治则强调法律至上，而司法是法律正义的最终守护神，法律的至高无上是通过司法权威来体现的。没有司法权威，法律至上将是一句空话；没有司法权威，国家法制的统一也将遥遥无期；没有司法权威，法院的生效裁判将因为有履行条件的债务人拒绝履行而失去意义；没有司法权威，司法裁判将弱化其平亭曲直定纷止争的功效。因而法治时代也应该是突出司法权威的时代。
法治社会是一个尊重、保障权利的社会，法治进程就是整个社会权利意识不断唤醒、权利不断主张并得以保障的过程，因而在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法院的司法活动必将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每天打开电视，翻开报纸，登陆网络，几乎都有有关法院司法活动的报道，无论是谁都能感受到社会这股关注司法的热流在涌动。在社会空前关注之下，当前普遍困扰法院的“执行难”除了反映法院的实际困境之外，实际上又向社会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守好你们的权利，否则司法保护不了你们。这无疑又将加剧动摇社会对司法的信心。伯尔曼说过：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得到切实地遵守。因而权利时代也应该是突出司法权威的时代。
在流入我国的欧美司法文献中，难得见到论证司法权威方面的文章，撇开笔者的孤陋寡闻，可能在“藐视法庭罪”根深蒂固于国民内心深处的国度，独立的终审权即意味着司法权威。德国大法官傅德曾说：在德国，通常没有人去谈论法官独立性问题，它是不言而喻的，属于社会意识。[i]美国《司法行为守则》中提到：“独立的、受尊重的司法机构是我们的社会中正义所必需的”。我们更熟悉的则是一位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所说的：我们享有终审权并非是由于我们的判决总是正确的，正好相反，我们的判决被认为是正确的就是因为我们享有终审权。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潮流冲击着我们传统的司法理念，中国加入WTO后更迫使人民法院必须面向世界，加快司法改革步伐，尽快树立司法权威，与国际司法制度接轨。当中国加入WTO后，必将有越来越多熏陶在西方法治文化中的外国商人、企业来到中国从事经贸活动，在他们看来，如果有超司法的因素在左右他们的诉讼、如果案件可以“翻烧饼”式的反复再审，如果债务人既不破产也不履行终审裁判确定的法律义务，那么，通过诉讼解决纷争将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在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时，不该忘却健全相应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正如一些外商坦诚所言：“我们看中的不仅仅是中国对外商的各项优惠政策，我们更看重中国的法律法规是否完善、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ii]而要消除外商这种顾虑，必须树立法院的司法权威。
我们不能局限于刑事审判拥有“生杀予夺”大权来理解法院的司法权威，司法权威是法院的，这是一种司法理念，司法权威是全社会的，这是一种法治理念。司法权威，简言之，即司法机关享有司法终审权，包括司法活动被信仰、裁判结果被尊重。有学者概括为司法至上、司法至尊、司法至信。[iii]具体含义有：司法方式具有优势地位，非司法的纠纷解决方式都不能与之冲突、抵触，一旦冲突，前者可以司法救济方式予以纠正；司法方式具有排他性，当事人一旦选择了司法方式并据此产生处理结果，即不能再选择其他方式，甚至在处理过程中也不能轻易单方面作出放弃并选择其他方式之有效决定；[iv]司法解决的终局性，司法程序的结束即意味着冲突将不再得到国家公权的处理；司法解决的稳定性（推定公正性），司法裁判一旦作出，即具有推定公正的效力，对于原审、二审的司法裁判，在终审、再审时也应当设定它是公正的；司法裁判的扩张力，终局裁判不仅对当事人有约束力，甚至相应的其他部门或个人都产生协助执行的义务，并且，终局裁判确认的事实是预决的事实；行政审判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应相对人的请求受司法审查;司法独立。
二 当前司法权威面临的尴尬
法院司法权威的树立除了需要法院体制的改革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外，[v]最主要还得依靠法院自身的公正审判来实现，通过司法公正进而达到司法权威，因为只有公正的裁判才可能被社会公众所信赖和认可，如此裁判才可能顺利或较少阻力地得到履行。
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法院加快了司法改革的步伐，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地推出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全国各级法院在这一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紧紧围绕司法公正这条主线，轰轰烈烈地将法院司法改革往纵深推进：大力推行公开审判制度，改革传统裁判文书写作模式，增强裁判的透明度；推行立审、审执、审监分立，建立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各级法院加大了培训力度，法官的业务素质得到了普遍提高；普遍推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在法官队伍中建立了竞争机制；理顺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关系，做好了“还权”工作；部分法院还开展了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逐渐地使审判权向少数精英法官集中；开展集中教育整顿，下大力气清除司法人员腐败，保证审判队伍的纯洁。各级法院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也换来了丰硕的改革成果。以笔者所在的法院为例，通过两年多的改革实践，法官公正司法的理念进一步得以强化，法院的司法活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社会认同，出现了“原被告双双向法院送锦旗表示对公正裁判的满意，被告人带着锦旗领有罪判决，法国索尼克公司老总专程飞渡重洋只为表达对中国西部法院公正司法的敬意”等以前没有过的新鲜事。应该说，这只是全国法院改革成果的一个缩影。
法院司法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司法公正理念得到了相当的强化，这的确让人振奋。但现实的司法环境仍然相当恶劣，最突出地表现在法院执行活动仍然艰难，在中央支持法院执行攻坚的11号文件下发全国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已经变换了手法对抗执行，暴力抗法事件仍频频发生，执行干警屡遭围攻、谩骂、殴打、拘禁。我们经常看到这样鲜活的报道，法官在执行活动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面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坚强，法院也几乎穷尽了立法赋予的执行手段，不少法院不断探索出诸如“悬赏举报”、在报纸上、互联网上公布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债务人名单等新的执行举措并大举推广。行政审判中，县长、市长难得“亲自”出庭应诉，或者指派一名法制办（局）官员，或者干脆就拒绝参与诉讼。有时我们还看到，法院终审裁判作出后，新闻媒体又根据他们“查明”或推定的事实作出 “民间裁判”挑战司法终审权。等等这些都说明，司法权威还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高度，我们所期待的“司法权威因司法公正的强化而有所好转”的局面也还没有出现。[vi]这不能不让人担忧，也不能不让人进一步思索。
三 司法权威根本上来源于程序公正
即使出现如此局面，笔者对“坚持司法公正进而达到司法权威”并没有产生过怀疑，相反还坚信坚持司法公正是通向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离开司法公正谈司法权威，没有公正作基础的权威是专制的权威，也必将是短暂的权威，而当前司法权威出现的尴尬，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司法公正的含义。司法公正不仅是指实体处理结果公正，还包括审判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完全独立不能相互替代的两个方面，它们各有其价值，实体不公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程序不公不仅可能导致实体不公，而且必将使当事人对法官作出的裁判产生怀疑，从而加剧被裁判者与裁判者的矛盾。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程序公正，据15个高级人民法院的统计，1998年上半年共查出裁判有错误的案件10340件，其中属于超审限、违反管辖规定等程序性错误的，占84%左右，实体错误仅占16%。[vii]这几年的情况如何，笔者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但从有关对程序公正价值有失偏颇的理解上看，程序公正问题仍然不容乐观。
程序公正本来有它独立于实体公正的价值，但长期被人忽视。直到现在，在审判实践中把程序公正的价值简单理解为“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依然相当顽强，[viii]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程序法依附于实体法”、“程序工具主义”的翻版。而当前我国司法实务界的这种认识错位，绝对无力扭转我国目前司法权威已陷入的尴尬局面。
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是由它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1．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
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还有一个西方法官提出：我希望能够有效、有序地主持庭审，使其不但成为一个能够作出公正判决的法庭，同时也能让所有出庭的人感受到客观和公正。这些表述与我们当前提出的“以公开促公正”大体是一致的，都强调了司法程序公开的重要性。通过公开，当事人（甚至全社会）可以看见在诉讼过程中法官是否严格遵守程序法的规定，是否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是否平等地重视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举证、质证、辩论，裁判的形成是否完全是受当事人上述努力的影响而非法外势力干预的结果，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程序是否公正的标准，这种标准是客观的，并且能被当事人感受到。
获得胜诉和获得公正对待是当事人的双重愿望，二者是完全独立的，当事人一方面都希望法官作出公正的而又合其自身利益的实体裁判，同时也希望获得平等参与、平等影响裁判结果的机会。基于此种程序价值的理性认识，为了争取裁判过程的更大透明，甚至还有学者建议将法律推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过程及合议庭歧义法官的意见在裁判文书中载明。[ix]这样做，更利于使法庭成为胜者堂堂正正、败者明明白白的诉讼场所，更利于胜负双方对法官客观、公正、平等的裁判有更多的理解和信赖，从而达到息诉服判的效果。以前我们片面强调实体公正，轻视程序公正，就是因为忽视了当事人在追求实体公正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和艰辛，仿佛公正的结果是法官给予的，而不是当事人争取的，事实证明，法官武断给予的“公正”当事人并不领情，当前大量的上诉、申请再审案件最后在上级法院或是社会看来原审判决结果是公正的占了相当比例即为明证。现在是该归位的时候了，否则，当事人将通过不断的上诉、申请再审来请求上级法院对他在诉讼中所作的努力给予更充分的关注，以期求得更满意的诉讼效果。现在的部分法官似乎忽视了当事人这种权利的苏醒，转而抱怨现在当事人的息诉服判工作难做，却忘了检讨其审判过程程序是否公正。当前居高不下的上诉、申请再审而最后又得到维持的案件很大一部分就是原审裁判“重实体轻程序”造成的，而这样的上诉申诉显然不能一概归责于当事人的无知和多事。这种结果的反复出现必然反复动摇我们本不牢固的司法权威。
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法官实体裁判有失公正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实体不公倒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博登海默说：正义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x]这说明实体公正本身就是一种相对的公正，对同一法律现象，由于人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差异，不同的个体站在不同的角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能都有不同的评判，即使是资深法官或法学家内部同样也会存在分歧，而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作出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可能又会发生变化。更何况，法院查明的事实都是证据堆砌起来的事实，还已成历史的客观事实本来面目本是一种理想，而由人收集的证据必然带有主观因素，法官对证据的分析过程就是一个对证据进行筛选、证明力排序的过程，除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外，法官对证据的分析和事实的归纳更多依靠庭审感受，这方面能力的高低与法学知识的多寡并不必然成正比。因而，在程序公正的情况下，除非法官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据以裁判的证据是虚假或失效的，监督者一般不宜主动纠正，否则从理论上讲，这种纠正可能又会被更具慧眼的监督者纠正，“翻烧饼”式的再审将永无止期。窃以为，尽量给这样的裁判予以稳定，才是我们维护司法权威的一种积极作为。
程序公正具有客观性，实体公正具有相对性，因而程序公正具有更易于评价的优点。但我国现行的程序立法评价裁判是否公正，仍然是以实体是否公正为主要标准，程序是否公正仅供参考，具体表现为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有相似的把“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作为二审发回重审和再审立案的条件。如果违反程序还没有达到“可能”影响实体公正的程度，现行法律承认它是公正的，也就是说，人人可见的程序不公，法律却视而不见，可见立法机关在立法当时也深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影响。因而，现行程序法修改的当务之急是要正视程序公正的价值并突出程序公正的地位，加大对程序不公的惩戒，明确程序不公就是错。
2．程序公正也是一种民主且重视人权保障的公正。
在诉讼中，让当事人充分参与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尊严价值理论”创立者杰里·马修曾以选举程序举例作了说明，他认为，一个人在选举过程中被排除在外，往往会使他作为公民的自我形象受到损害，并由此产生不公正的感觉。看来，人们参加选举实际上是在行使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权利，不论选举结果如何，这种参与本身都是有价值的。[xi]更何况在诉讼中，那些利益或权利可能会受到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的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还有学者认为充分参与“可以使纠纷当事人通过充分发言将情绪与意见在法律允可范围与方式方面予以发泄”。[xii]这种民主体现在诉讼中，就是要限制司法权的恣意和专横，充分地保障当事人行使辩论权利，法官不能为所欲为地限制甚至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那些以为查清了事实就简化甚至取消辩论环节的作法都是不足取的，尽管这可能延长了庭审时间而影响了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