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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诉讼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等手段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利用法院的错误判决，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近些年，诉讼诈骗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愈演愈烈，不仅损害了被害人的利益，还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严重扰乱了国家审判活动。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诉讼诈骗行为一直在讨论不休，其中以把诉讼诈骗行为归于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的呼声最高，另外还有少部分学者则建议将诉讼诈骗行为归于伪证罪等罪名。本文直接将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几种主流观点在犯罪构成上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几种罪名的区别。根据罪行法定原则，以及现行刑法典对诉讼诈骗行为没有配套的罪名，本人建议就诉讼诈骗行为设立相应的法律罪名。

【关键词】 诉讼诈骗 诈骗罪 敲诈勒索

一、诉讼诈骗的界定
在刑法理论界，对诉讼诈骗，部分学者称其为诉讼欺诈，那这两者者是否一致呢？本文先明确二者的区别。
诈骗是刑法界的通行解释，应当理解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在此我们看到，意图占有他人的非财产性利益或者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行为应排除。欺诈，我们见到更多的是存在于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中的规定，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有区别，欺诈的范围要比诈骗的范围更为宽泛。
二、诉讼诈骗行为与诈骗罪
（一）诉讼诈骗行为归于诈骗罪之分析
刑法理论界，部分刑法学者认为诉讼诈骗构成诈骗罪。理由如下：
诉讼诈骗行为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相符
满足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必须要包括以下几点：行为人须实施诈骗行为（包括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被骗者基于行为人的欺骗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这里的被骗者须与财产处分人为同一人；被骗者或第三人受到财产损失。根据上述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我们看到诉讼诈骗行为人利用伪证或虚构事实等骗术欺骗法院法官，法官因错误认识产生错误判断，继而做出错误判决，造成受害人财产上的损失，诉讼诈骗行为人或者第三人获得非法利益。
根据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地位及作用，这些学者认为法院对受害人的财产享有处分权，那么在整个案件中，法院既是受骗者又是财产处分者，虽然受骗人与受害人并非同一人，但诈骗犯罪构成中也没要求受骗人与受害人是同一人，它只是要求受骗人与财产处分人为同一人即可，在这种情况下，诉讼诈骗与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都是吻合的，那么诉讼诈骗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二）诉讼诈骗行为不归于诈骗罪之分析
1、法院没有财产处分权
何为处分权？刑法中的处分权并不限于民法中作为所有权的权能，如果是基于某种事实处于占有财物的场合，那么也拥有处分权，例如甲冒充是乙的委托人前往丙出取走乙存在丙处的财物，丙将财物交给甲时只有转移占有的意思，并不拥有所有权，但甲的行为足已构成诈骗罪，所以丙对乙财物的保管占有也构成处分权职能要求，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被骗人既没有对财物的所有权也没有实际占有的情况，那么受骗人要想拥有处分权，一般得有法律上的处分权限，比如说受骗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代理、行纪或者是职务关系，在票据诈骗或者信用卡诈骗案件中，罪犯行为人通过做假等手段欺骗银行，使其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储户的财物，犯罪过程与诉讼诈骗类似，但这类犯罪存在与诉讼诈骗明显有差异，在票据或信用卡诈骗犯罪中，受害人与受骗人银行存在信任与委托关系，被害人把财产交付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代为履行保管和处分职责，双方会签署相应的协议，存在法律上的约定关系，故金融机构拥有对受害人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这里可以看出，处分权是对既有权利进行处分的权利，如果没有相关权利作为前提，那么处分权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在诉讼诈骗中，显然，法院对财物没有相关的所有权，对财物也不存在占有的情况，那么法院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保管、代理等法律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法院对受害人财产的处分权没有来源，那该处分权也不应该拥有。法院对受害人的财产应该用执行一词更切当，只有在法院相关判决出来后以及受害人败诉无法负担判决要求时，法院才能依据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去执行受害人的财产，在日常生活中，法院对所有人的财产没有任何处分的权利，目的就是防止法院权力的滥用，所以法院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处分权。
另外，部分学者认为法院不是三角诈骗中所指的财产处分人，而是民事诉讼的裁判者；法院对争诉财产进行裁判的行为从法律上看属于财产确权行为而不是财产处分行为 。
还有就是处分权的产生与错误认识的产生在先后顺序上有明显的不同 。通常处分权应该是在错误认识产生之前就该拥有或者同时拥有，但在诉讼诈骗行为中，处分权的出现反而是在错误认识产生之后，这是与诈骗罪有明显差异。
综合以上看出，法院在处分权上与诈骗罪有着明显不同。
2、诉讼诈骗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复杂体
通过诉讼诈骗行为不难看出，该行为不仅侵犯的客体不仅包括受害人的财产权，同时也侵犯了法院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这是一个复杂体，与普通诈骗罪侵犯的单一客体明显不同（普通诈骗罪侵犯的只是受害人的财产权）。我们再分析一下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该罪的犯罪构成的客体同样是复杂体，包括市场经济秩序和受害人的财产权，在这点上与诉讼诈骗行为相似，既然刑法专门为合同诈骗行为设置罪名，以区别与普通诈骗罪，那么诉讼诈骗行为也应当设有专门的罪名。
3、法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受骗者
日本学者团藤重光认为，在以形式真实主义为前提的民事诉讼制度下，法院认识到当事人的主张虚假时，也必须受此拘束而做出一定的判决 。也就是说，法院不一定就是受骗人，另外，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去看，法官在日常审判过程中，是依据证据而进行的，这也是法官的职责之所在，虽然诉讼诈骗行为人通过多种骗术欺骗法官，但法官不一定就是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实面目，他们在个人心目中对行为人的骗术是清楚的，只是工作职责要求他只能按照规定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法官是受骗人值得怀疑。这与诈骗罪中的受骗情形完全不一样，诉讼诈骗行为中法官是依据职责要求而非行为人骗术进行的审判活动，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求。
4、受害人心理状态不同
在诈骗犯罪行为中，受害人要么是自愿的交付自己的财物，要么是对自己的财物被骗走不知情。但是在诉讼诈骗行为中，行为人通过骗术欺骗法院，并提起民事诉讼，法院此时会依据法定的程序传票通知受害人，受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情况当然是知道的，也当然明白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所以受害人肯定会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利，避免财产受损；即使没办法最后被迫交出财产，他们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普通诈骗罪中，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要么是自愿要么是不知情，不管是直接诈骗还是间接诈骗、三角诈骗同样如此，这与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的心理是明显不一样，为此，两者不能归为同一罪名。
二、诉讼诈骗与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行为人实施恐吓行为—对方产生害怕的心理状态—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受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一）、诉讼诈骗归于敲诈勒索罪之分析
1、两者犯罪构成中的客观方面是一致的
敲诈勒索罪客观方面是采用威胁或要挟的手段强迫他人交出财物，威胁或要挟的方法有很多，不一定都得是暴力手段，比如口头、书面，明示与暗示，以伤害相威胁，也可以用揭发、张扬隐私进行要挟，总之犯罪行为人对被害人达到了精神强制的效果，使其产生害怕的心理而非自愿交付财物即可。在诉讼诈骗行为中，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利用法院的公权力迫使受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就是属于特殊的要挟手段之一，只是这种方式比较少见而已。
2、两中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的精神状态和主观心态是一致的
在敲诈勒索罪行为中，被害人交出财物时是被动、不情愿的，同样，在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交出财物时的状态也是非自愿，是迫于法院的公权力不得已而为之。
在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受害人对犯罪行为人的不法行为以及自己权益被威胁、被要挟自始自终都是知道的，诉讼诈骗犯罪中受害人同样如此，如前面所述，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受骗的是法院，至于受害人，它对犯罪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是应当是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受害者，无论是法院对诉讼标的的强制执行，还是被害人继续上诉而被迫接收财产保全、资产被查封冻结等措施，受害人都是被迫交付财物或者人身自由被限制等不利后果，着说明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并没有产生错误认识自愿处分财物，应该归于敲诈勒索罪。
3、侵犯的客体基本一致
敲诈勒索罪行为中只有受害人对财物的所有权，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我们看到该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复杂体，既侵犯审判机关的权威、公信力，又包括受害人财物的所有权，两种犯罪行为相比较，敲诈勒索罪缺少对公权力威信的侵犯，这是否就能认定两者不一致呢？为此，我们先分析另一种犯罪行为，那就是诬告陷害罪，该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这与诉讼诈骗犯罪行为类似，犯罪构成的客体都是复杂体，但我们应该看到，诬告陷害罪在刑法中是第二百二十三条，是放在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而不是归于妨害司法罪中 ；这么做的原因是立法者认为，法院作为专门的司法机构，职能就是还原真相，扬正义，惩罪恶，在实际事务中，法院受骗的几率是很小的，即使法院受骗了，还可以通过二审、再审重新查明真相，相比之下，受害人的财物所有权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同理，诉讼诈骗行为也不能归于妨害司法罪中，而是应该归于财产类犯罪，这就与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构成一致了。
（二）、诉讼诈骗罪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之分析
1、诉讼诈骗行为人不存在威胁、要挟法院或受害人的情形
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通常要么是直接威胁、要挟受害者本人，要么是威胁或者要挟与受害人有密切关系的第三人（这种关系一般是亲戚关系），打个比方：一种情况是罪犯A直接威胁受害人B，称不给钱就将B的裸照放到网上，受害人B没办法乖乖给钱，这是最常见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另一种情况就是A威胁B，称不给钱就“帮他去幼儿园接女儿”，B没办法还是得乖乖给钱，这是最典型的三角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第一种情况中受害人B的隐私权受到威胁，第二种情况是受害人B的女儿的生命权受到威胁。但是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我们看到犯罪行为人没有直接威胁、要挟受害人，同时，犯罪行为人也没有威胁、要挟法院。
这里有人提出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利用法院的行为是一种手段，就好像犯罪行为人去受害人家里偷出受害人的裸照，以此敲诈勒索受害人。本人觉得这样解释这两种手段有明显的区别，因为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并不像偷出受害人的裸照，这没有威胁到受害人的另一项权益。
2、心理状态不一样
普通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为了达到目的，会向当事人表示敲诈之意，当事人因此会害怕权益被侵犯而产生被迫的心理状态，但诉讼诈骗犯行中，行为人肯定不会告诉法院他的真实目的，至于受害人，行为人一般也不会告诉，即使告诉了受害人，受害人也不会因此精神被强制，产生害怕被迫的心理状态，而应该是一种愤怒的心情，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与敲诈勒索罪是完全不一样的。
3、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的来源不同
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是因为害怕受到犯罪行为人对自己的伤害、揭露自己的短处，或者是害怕犯罪行为人伤害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的权益，总之，精神受到强制的根源都是来自犯罪行为人；但是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不是源自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而是迫于公权力的威慑，怕受到法院公权力机关更加严厉的惩罚，这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法院没有公权力，犯罪行为人再怎么欺骗法院，利用法院，这都与受害人是没有关系的，受害人也不会因此产生害怕的心理。
三、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罪行
（一）、诉讼诈骗行为归于其它罪行
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通过伪造证据诈骗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中指出你院（山东检察院------作者注）《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的请示》（鲁检发字【2001】第11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刑法第280条第二款之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做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07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
（二）、诉讼诈骗行为区别于他罪名之分析
水库移民与发展权

法学硕士研究生 石安洲

摘要：水库移民是一种非自愿移民，这一人口迁移过程不具有市场选择性，特别是由于移民从原居住地搬迁进入安置地往往是一个突变过程，这一过程必将导致移民居住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引起移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发生急剧的变化。重视水库移民的人权从法哲学角度来讲，这种权利主要表现在宪法基本权利所体现的精神上，具体表现为移民的发展权。

关键词：水库移民 发展权

一
关于移民的定义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葛剑雄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指出：“我们对移民的界定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同一作者在《中国移民史》第1卷中更明确地指出，上述定义是“根据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本书的宗旨”，而“为本书确定的移民的定义” 。看来这是适用于中国移民史的定义，而不泛指一般的移民定义。在这里，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能够适用于一般移民和移民研究的定义。《大美百科全书》指出：“广义而言，人类的迁移是指个人或一群人穿越相当的距离而作的永久性移动。”这里强调了“相当的距离”和“永久性移动”。 也有工具书作出这样的定义：“移民是指人口在地理上或空间上的流动，或在不同地区间的移动，从原住地移到目的地因而居所发生改变。这种迁移是属于永久性的。”“移民这个概念只是适用于比较能够定居的人口。” 有的则强调移民是“相对持久的运动”。 有的也指明是“永久定居的人”。 有的则认为迁移是“人们离开原居住地，超过一定行政界限，到另一个地方居住的移动”，而“实行迁移的人口称为移民”。
笔者认为移民可分为自愿移民与非自愿移民。人类在谋生存求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当这种协调关系遭到破坏或比例失调时，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就会遇到严重的挑战与威胁。为此，人们择地迁移，通过迁居开发新的资源，开创新的环境。这种迁移，虽然有远有近，但完全出于移民的自愿，是主动的，没有任何强迫命令。人们称这种移民为自愿移民，就是指由于某种重要原因，放弃原来的生存环境，带着能搬走的主要财产，在异乡取得合法的定居权利，有所在异地的注册户口(或持有异国的国籍等身份证明)，到新地方重建家园，重新安排生产生活。
而兴建水库需形成库容大小不等的水库，因而淹没及其影响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水库淹没有经常淹没与临时淹没、直接淹没与淹没影响(即间接淹没)之分，都对当地国民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害、破坏，如淹没城镇、村庄、农田、山林、文物古迹、专项设施等，这是众所周知的。由于水库的淹没与影响，破坏了原有人与环境的协调关系，使原居住的群众失去了习以为常的居住地和劳动对象等生产生活资料，同时不得不舍弃原有家园，迁移他处，重建家园，调整生产生活秩序，适应新的人文及社会经济环境。这种迁移，都是出于不自愿的，是被动的。这种移民，一般称为非自愿移民。水库移民就属于非自愿移民。
无论是自愿或是非自愿移民，他们总是希望迁居后比原居住地环境更优美，生存条件比原先更好，能较快地摆脱贫困和落后的面貌。不管自愿与非自愿移民都习惯于原先的谋生手段，一旦失去原有资源后，谋生便发生困难，竞争力弱，较难恢复原有生产生活水平，因此往往需要政府一系列的扶持和优惠政策。
水库移民是一种非自愿移民，这一人口迁移过程不具有市场选择性，特别是由于移民从原居住地搬迁进入安置地往往是一个突变过程，这一过程必将导致移民居住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引起移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发生急剧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迁移对移民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其中包括：原有的生产体系被破坏，生产性的收入来源丧失，人们被重新安置到另一个可能使他们的生产技能不能充分发挥、而且资源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中，乡村原有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网被削弱，家族群体被分散，文化特征、传统势力及潜在的互相帮助作用被减弱等等。 由此，贫困成为移民面临的最大风险，也是一项困扰库区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大历史性课题。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 从法律角度来看，包括表现极端的饥饿在内的贫困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集中体现为一种社会产品分配的制度选择问题。采取各种措施，彻底消除移民的贫困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单纯强调发展很容易形成社会共识；但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财富增多，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仍然强调为了发展，就一定要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和权利的话，那就难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社会发展将继续要求改变对土地和水的使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程度的工程性非自愿人口迁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的收益和代价的不平等分配本身是必然的或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发展是为了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好，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生存空间的再安排和由此带来的对非自愿移民的不利损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状况往往是会发生的。如果发展的成本和收益不公平分配，一些人享受着发展的成果，其他人则承受着发展带来的痛苦，这完全有悖于发展的目标。权利大师德沃金认为，权利要求的核心是一个人有权利保护自己免受大多数人的侵犯，即使是以普遍利益为代价也是如此。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人权写入宪法，意味着人权从一种话语表达转变成肯定无疑的中国人的宪法性权利。水库移民的人权保护应当建立在移民权利保障基础之上，其本质内涵是移民人权的保障和维护。人权“直接以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全面发展和完善作为绝对根据……并将人在类上的认同和对现实的批判所提出的要求，落实为每个人应该而且必须通过某种制度化程序来主张的权利，从而指示了一种新的社会结合形式”。 从人权保障的法哲学角度来讲，这种权利主要表现在宪法基本权利所体现的精神上，具体表现为移民的发展权.
二
发展权的理念根植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两公约之中。194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就已包含了发展权思想。《联合国宪章》确认的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以及“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首次较为系统地对发展权内容进行规定的，是1969年联合国大会第2542号决议通过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宣言》。《社会进步与发展宣言》从发展原则、发展目标、发展方法和手段三大方面正面阐明了“发展”的要义。《社会进步与发展宣言》指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目的应在尊重与符合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条件下，不断地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准。强调指出各会员国应有责任采取各种旨在促进整个世界社会进步，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其经济发展的对内对外政策，以缩短和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生活水平之差距。
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关注程度不断加深，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自身发展的运动风起云涌，引起了人们对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最早提出发展权利主张的是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于1969年发表的关于“不发达国家发展权利”的报告，该报告首次使用了“发展权利”四个字。而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权”概念并尝试给发展权下定义的，则是塞内加尔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人权国际协会副主席，联大人权委员会委员凯巴·姆巴耶。1976年他在斯特拉斯堡人权国际协会开幕式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一项人权的发展权》的演讲，他指出，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因为人类没有发展就不能生存，所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必然与生存权、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权相联系，也就是与发展权相联系。至此，发展权概念正式被提出。
1979年11月23日，第3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权的决议》，再次强调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决议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人权，平等的发展机会既是各个国家的特权，也是各国国内个人的特权”，这是“发展权”概念首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这一最大范围的国际组织的名义通过的决议之中。该决议的颁行，标志着国际社会已对发展权予以了确定和认可。1986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第41/128号决议通过《发展权利宣言》，第1条明确宣布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该宣言原则性阐释了发展权的主体、内涵、地位、保护方式和实现途径等基本内容。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获得充分实现”；发展权的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集体；对一国的发展权而言，其余各国是责任主体(第2、3条)；所有人权和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各国应采取措施扫除发展的障碍，确保所有人平等地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及参与社会的发展。发展权在国际一级主要体现着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与主张。1993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人权大会再次确认，发展权是一项集体人权，也是一项个人人权，它和生存权一样，是最重要的基本人权。会议通过《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进一步重申：《发展权利宣言》确立的发展权是一项普遍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是基本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发展权利宣言》是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38年以后联合国通过的又一部十分重要的国际人权文献。
总之，发展权是参与和享有发展进程及其结果的权利。在此进程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充分实现。
三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行政垄断造成相当任意的财富分配格局，而大型水利工程一般都是建设在贫困落后的山区，所以水库移民的发展权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具体说来，对于水库移民所要求的发展权的规定至少应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任何权利都是对现存经济结构的反映和对与富、落后与先进的悬殊，这就要求以发展权形式对现实存在的不平等社会关系进行矫正。以三峡工程为例，在三峡工程修建过程中，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制定的移民补偿标准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按原规模、原标准、恢复原功能进行补偿。“三原补偿”原则按重置价值进行原样补偿，有欠科学与公平之处：1、是以1994年的物价水平为基准，对一个跨越十八年之久的移民项目进行补偿，不符合经济等价补偿法则。2、是随着经济的进步、经济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房屋、城镇、街道等基础设施是“百年大计”，不能也不应该按照1994年规模、质量重建，必须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和档次，但是，“三原补偿”原则是不允许这样来做的。比如云阳原来县城主干道仅六、七米宽，新县城因将主干道修到三十米宽，就受到有关部门多次批评，说移民经费中只包括对淹没损失的原样补偿，库区的发展主要靠自己，靠今后。3、是三峡工程几十年论证，是库区基础设施几十年不能扩建，与长江下游地区相比，差距几十年，按重置价值进行原样补偿，经济机会损失完全由库区承担，违反公平原则。尽管移民工作对库区发展格局有着决定意义的影响，但移民资金里却几乎没有考虑可供当地发展的余地。因此，库区许多县的移民计划与当地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是脱节的。这里涉及到一个复杂的问题，到底如何看待和处理库区移民的发展权。
其二，每一项权利都表明主体在该权利领域内拥有最广泛最深刻的自由。就水库移民所要求的发展权而论，任何层次和任何方面的库区和水库移民发展的不健全都将导致片面畸型的发展以至最终窒息发展。如在理论上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观点，往往容易导致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从而导致违反科学发展进程的畸型发展。所以水库移民所要求的发展应当是一种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
早期的发展观将“发展”等同于“增长”即经济发展，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甚至工业化的过程，但单一经济的畸形发展却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贫富悬殊、传统文化价值观崩溃、社会动荡，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其实“发展”既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更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只有在动态变化中才能科学地把握住它的真谛。在经历了西方发展中心论和经济发展观的演变后，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社会联系日渐紧密，大量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人们对发展的观点突破了以往单纯的经济发展的局限性认识。将“增长”等同于“发展”，认为“增长的影响将导致间接地增大政治和公民权利，一个更高的GDP将会直接地转变成对所有人的更好的工作、更高的生活水平、医疗的改善和更好的教育”的片面发展观已被抛弃。总之，随着人类的时空观念和社会历史视野的拓展，发展的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和实质性进展，集中体现为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变到以人类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将发展理解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子系统的相互促动与人类生活方式、心理层面与价值系统的重构；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要求社会平等、和谐，实现未来发展与现实关怀的平等。
其三，任何权利都是主体对权利义务关系的反映和实践，这就需要理解发展权主体行使发展权的行为方式或参与方式及参与程度、参与结果。因此，水库移民拥有发展权的内在要求必须是移民主动参与的发展方式，这也是水库移民的本质要求，和我们所提倡的变被动移民为主动移民的观点是吻合的。质言之，人们应该从移民对发展目标的接近或作用程度的运动过程来分析移民以何种方式和在何种限度内投身到实现发展权的活动中来，要以“参与度”作为参照系来衡量是否切实赋予水库移民以发展权或水库移民享有发展权的程度的高低。严格来说，只有当水库移民真正地投入库区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的实践并占有实践活动的成果，才谈得上已经实际享有了发展权。因此，“发展权是参与发展、促进发展和享受发展的总和。”


综上，笔者认为重视水库移民的发展权体现了当代中国水库移民方式改革的人权保障趋势和方向，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必须修正对发展权的片面理解，把握水库移民权利保障的实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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