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问题研究
——以均衡博弈为视角
摘要：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实体规范对民诉过程中当事人的程序引导与规范，调解参与人的主观随意性与权力处分弹性空间很大。因此，调解制度的构建只有建立在调解参与人调解博弈均衡基础之上，才能够使调解参与人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尽可能使调解达到公正与合理的结果。本文通过对调解过程中主要博弈力量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更好的推动我国调解制度改革与完善。
关键词：调解 博弈 公正
一、调解博弈力量的分配原则
（一）坚持以当事人博弈力量为调解主导力量的原则
民事纠纷产生的根源是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得不到实现或者不能完全实现而引发的矛盾纠纷。调解制度作为民事矛盾纠纷解决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根本目的就是化解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矛盾纠纷，其核心内容是解决民事矛盾纠纷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冲突与重新分配。在调解过程中，民事矛盾纠纷的当事人通过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获得博弈力量，博弈的过程也是当事人双方对自己权利与义务自由处分的过程，当事人是调解的核心博弈力量。调解的结果无非有以下三种，第一，当事人一方作出让步，大多数情况是原告作出让步，以便被告能够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有一部分是被告作出权利让步，让原告获取比之前约定更多的权利，以获取原告的暂缓诉讼，给自己喘息的空间。第二，当事人之间相互作出让步，当事人在履行自身的义务时都存在一定的瑕疵，通过互相的让步，抵消其履行不当之处。第三，调解不成，要求法院判决。综上，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作出何种程度的让步，是否能够达成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由意志之体现，这种意志贯穿于调解的始终。这种意志从根本上来自当事人对合法的私权利自由处分。只要当事人对自身私权利处分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侵犯第三人或者国家的利益都应当允许。法院对当事人这种私权利处分必须尊重，不得干涉或者强迫。因此，调解的博弈力量必须坚持当事人为主导的原则，以此原则构建调解新格局。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须从当事人的博弈力量角度出发，才能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更好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二）法院引导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力量
调解是在法院主持下进行的，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调解更加注重调解的艺术与调解的技巧，甚至对当事人的心理把握。一位经验丰富的调解员能够及时洞察当事人的矛盾所在，疏通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并通过合理的方式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当事人。通过对当事人的引导，为其矛盾的化解营造良好的调解氛围。由于当事人掌握法律信息具有不对称性，调解成本具有差异性，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当事人博弈力量具有不均衡性，影响到博弈结果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因此，需要法官的力量加以引导与平衡。法官作为权威的调解者在调解中扮演非常重要的平衡角色。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形态的转变中，民间权威受到挑战，社会道德滑坡。公民更愿意将民事纠纷诉诸法院，法院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期望。法院的调解相比判决更容易让当事人接受与遵守，法院在调解过程中，不单单是解决本案的矛盾纠纷，更深层次的影响是法院将法治理念与公平正义思想传播给当事人，这无形中对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起到推动作用。
二、我国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实行“调审合一”模式，这使法院的力量过于强大，冲击了当事人主导的调解博弈力量。
1、“调审合一”模式容易使法官的身份混淆。在调解过程中，法官是作为调解员的身份主持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将会进入后续审判阶段。法官将会由调解员直接转成为本案的审判员。这种规定，容易使法官以调解员的身份使用审判员的“权力”，权力容易滥用，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调审合一”模式的过程往往是法官用审判的权力来解决调解的问题，并且这种审判式的调解没有法定程序的限制，法官作为调解员容易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意见，调解结案对法官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审判方式，效率高、风险小、省时省力，尤其是最高院把调解率作为判定法官业绩的重要指标，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使法官倾向使用调解方式结案，这容易带来“拖调”、“久调不决”的问题，甚至不符合调解条件的也采取调解的方式结案。很多法官不是以当事人的利益为核心，而是以调解率为目标，法官的调解目标与当事人目标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会使法官的博弈力量与当事人的调解博弈力量发生冲突，由于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力量占据优势，这就会冲击本应由当事人主导的博弈调解力量，背离了调解的原则与目标。即使法官能够约束自己的权力，然而从当事人的角度分析，调解员作为调解不成后的审判员拥有最终裁判权，法官作为调解员的调解意见有可能是调解不成最终的判决意见，这会对当事人起到震慑作用，法官身份的混淆，会使当事人对调解员的身份产生错误定位，当事人会对调解员的意见过分尊重，即使不满意调解员提出的调解意见，也不敢过分刺激或者背离法官的调解底线。因此，法官身份混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个调解过程的博弈力量，当事人或多或少的受到法官方力量的影响或者干预，使其不能顺畅的运用自身的博弈力量对自己私权利自由的进行处分。
2、“调审合一”模式容易使法官对案件的事实形成初步的“预判”，如果调解不成进入审判阶段，这种“预判”容易使法官先入为主，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而这种预判是建立在自己主观经验与感情基础之上，并不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形成的法律事实，因此，这种预判受法官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大，其形成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大打折扣。在调解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为了达成调解协议，会作出一定的让步或者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予以承认，虽然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作出的让步不得作为以后审判的依据，但是当事人的妥协、退让会给调解员带来“错觉”，甚至会认为一方当事人妥协、退让的内容是案件的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的规定值得我们思考，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就是避免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接触过案件而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感觉，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从当事人角度讲，在民事调解过程中，如果调解不成，进入后期的审判程序，审判员如果是原来的调解员，当事人不可避免的会担心自己在调解过程中的妥协、退让会给以后本案的开庭审判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影响自己在调解过程中对私权利的自由处分，调解博弈力量来自当事人对自身私权利处分的权利，私权利处分受到限制会影响到当事人博弈的方式和方法，限制了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力量充分发挥，最终会影响到调解的效果和质量。
（二）当事人的调解成本存在差异，影响调解当事人的博弈力量均衡。
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博弈力量并不均衡，然而我国调解制度的构建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有的规定甚至加剧了当事人之间博弈力量的差距。
1、调解时间成本支出。很多当事人选择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其民事矛盾纠纷，相对于判决，调解模式没有严格、繁琐的程序要求，可以节约大量的诉讼时间。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财富的积累和流转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生活和生产的效率不断提高，竞争加剧，时间成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因素。时间的价值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差异性，这种价值差异性是当事人自身博弈力量不均衡性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有的当事人会利用时间的不均衡性，采取种种手段拖延调解，延长调解周期，借此迫使对方妥协。我国的调解启动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调解可以贯穿于诉讼的任何阶段，甚至在二审、再审阶段，但是对于当事人拖调行为的处罚也没有明确、便于操作的规定。再者，当事人希望用尽可能少的时间解决其纠纷。然而我国调解制度规定，调解必须建立在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基础之上。调解是否必须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呢？只要当事人对自身私权利的处分达到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侵犯第三人或者国家利益的标准就已经足够，何必花费大量的时间查明案件事实，达到事实清楚、是非明确的标准呢。进一步讲，如果事实已经清楚、是非已经明确，就没有调解的必要，直接通过法律判决就可以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此时，如果继续调解，就会带给当事人一种感觉：法律是可以商量的，当事人就会轻视调解的效力。这也是很多调解协议得不到履行的重要原因。久而久之，这会给社会带来价值导向的负面效应，损害法律的原则性和权威性，不利于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国外很多国家的做法是将调解和审判相分离，审判之前当事人之间可以调解，但是如果启动审判程序，当事人就没有权利要求调解，除非其和解，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调解成本大小关系到当事人是否会选择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自身民事纠纷，我国调解制度，必须以均衡当事人时间成本为导向，借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力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2、法律资源掌握的不对称性。当事人对法律资源的掌握具有差异性，有的当事人法律水平很高，能够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的当事人可以委托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代为诉讼，而有的当事人不懂法律，习惯用传统道德观念解决法律问题，甚至有的当事人不明白民事调解为何物。当事人的法律资源掌握的不对称性不可避免的影响调解博弈力量的平衡，当事人之间调解博弈力量的天平会倾向对法律资源掌握的优势一方，而弱势一方则是有口说不出，有理讲不明。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为了促使当事人尽快达成调解协议，提高办案效率，并没有顾及到弱势一方。而我国调解制度并没有对此现状作出相关原则性或者技术性处理，比如可以规定调解法官的法律释明义务等等，尽可能缩小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资源的差距，使当事人的博弈力量在法律资源掌握层面达到平衡。
3、对违反调解协议的法律规定。在我国调解制度中，对于调解协议生效方式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的“反悔权”，“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该及时判决”，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处分自身权利与义务达成的合意，是一种契约，按照法律、司法惯例及民商事习惯，契约自当事人达成合意时生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法律、法规对合意生效例外情况是出于保护处于更高层面的价值位阶考虑。比如，在国际法领域，会赋予特定人民事豁免权。而在我国的调解制度领域，当事人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应该予以平等的保护，“反悔权”对违约方的特别保护，一方面违背了民事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面这是对当事人博弈结果的否定，这种不平等保护意味着博弈力量的不平衡，这种失衡的保护赋予了违约方摧毁对方博弈的力量的权利，这种博弈力量的分配明显对守约方当事人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公平的。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日益凸显，触点多、燃点低，调解制度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对化解当事人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调解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只有坚持以当事人博弈力量为调解主导力量的原则，积极发挥法院的引导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调解制度，才能使调解参与人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制约，使调解到达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河北省农业投资条例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农业投资条例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2月8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5年2月8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资金来源
第三章 资金使用
第四章 管理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农业投资稳定增长，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直接为上述各业服务的水利、农机、气象和农业科研等项事业。
本条例所称农业投资，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用于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部门的事业费，用于农业的科技三项费用（新产品试制、中间试验、重要科学研究），农业企业挖潜改造资金，以及省内外、国内外各方面对农业的投资和各种农业贷款。
第三条 农业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遵循宏观调控、统筹安排、分工负责、严格管理的原则，坚持科学决策、保证重点、厉行节约的方针，提高农业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农业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计划、财政、科学技术、农业、林业、水利、农业开发、畜牧、水产、农垦、农机、气象和审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别负责农业资金的筹集、发放、使用、管理和监督工作。
涉及农业的金融机构负责农业贷款工作。
第五条 对贯彻实施本条例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对检举揭发违反本条例的有功人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资金来源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必须采取措施，逐步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业投资的总体水平。各级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经常性的农业投资包括：
（一）预算内地方统筹基本建设投资中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部分应当占预算内地方统筹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应当适当增加农业投资并多渠道筹措资金；
（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业部门的事业费不得低于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二点五；
（三）科技三项费用中用于农业的部分不得低于科技三项费用的百分之三十五；
（四）农业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应当占财政支出挖潜改造资金的百分之十以上。
第八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和县级人民政府经常性的农业投资包括：
（一）预算内地方统筹基本建设投资中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部分应当占预算内地方统筹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应当逐年增加，尽快恢复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最高水平；
（三）农业部门的事业费应当予以保障并逐年增加；
（四）科技三项费用中用于农业的部分不得低于科技三项费用的百分之四十；
（五）农业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应当占财政支出挖潜改造资金的百分之十以上。
农业比重小的市辖区，在保证财政每年对农业的投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其经常性的农业投资可以根据本地情况确定适当比例。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提取、筹集用于农业项目的预算外资金、扶贫资金，安排以工代赈资金。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照国家和省的规定，设立农业发展、育林、水利专项建设等各项农业专项基金。
第十一条 乡级人民政府对乡办、村办集体企业，按不低于税后留利的百分之五提取以工建农资金，专户储存，用于本乡、本村发展农业生产。
第十二条 涉及农业的金融机构安排信贷计划，应当保证农业贷款的增长率高于各项贷款的平均增长率，并对农业贷款优先安排，保证及时、足额到位。
农业贷款的规模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运用税收、价格、信贷等手段，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社会各方面，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并采取措施扩大农业利用省外、国外资金的范围和规模。
第三章 资金使用
第十四条 农业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
第十五条 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应当按照国家农业基本建设项目配套、引进外资配套、省内重点工程和其他工程的顺序安排。
第十六条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应当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支援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补助费，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护补助费，农村造林和林木保护补助费，农村水产补助费，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发展粮食、棉花生产专项资金。
第十七条 农业部门的事业费，应当用于国有农业事业单位的人员经费和事业发展经费。
第十八条 科技三项费用中用于农业的部分，应当用于设区的市（地区）先进水平以上的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试制、新品种的培育、中间试验、重点科学研究项目的补助费。
第十九条 支农周转金应当用于支援农村和农业企业事业单位发展商品生产，重点支持高效益农业生产项目，扶持名、特、优、新农产品和出口创汇农产品的开发生产。
支农周转金应当实行专户储存，有偿使用，按期收回。收回后继续按规定用途周转使用。
第二十条 用于农业项目的预算外资金、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安排使用。
第二十一条 农业发展、育林、水利专项建设等各项农业专项基金的使用，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支农资金在本年度未能支出或者未能全部支出时，结转下一年度使用。
第二十三条 农业贷款应当重点用于粮食、棉花、油料生产，养殖业生产，农业生产开发，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项目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专项农业贷款，应当按照规定的用途和原则使用。
第二十四条 引进用于农业的外资，必须用于签约的项目和规定的支出范围，实行专款专用。
第四章 管理监督
第二十五条 编制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预算时，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安排农业投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年度计划和预算需要部分变更的，应当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乡级人民政府的年度预算需要部分变更的，应当提请乡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第二十六条 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应当按项目管理，并执行国家规定的项目管理程序。
农业投资项目的主管部门和使用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业投资的管理、核算、监督和报告制度。
第二十七条 计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审查批准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编制以工代赈资金计划，监督检查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和以工代赈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二十八条 财政部门负责编制年度财政支农资金的预算和决算，筹集、拨付财政支农资金，发放、收回和管理支农周转金，监督检查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发展基金，支农周转金的使用情况。
第二十九条 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用于农业的科技三项费用使用计划，管理用于农业的科技三项费用并监督检查费用的使用情况。
第三十条 农业综合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本部门农业投资使用计划，管理本部门使用的农业资金并监督检查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三十一条 审计部门负责对本级或者下级农业资金的投资部门、使用部门的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三十二条 涉及农业的金融机构负责编制农业信贷计划，组织农业信贷资金，发放、管理和回收农业贷款，监督检查农业信贷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三十三条 乡级人民政府负责使用、管理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拨付的农业资金，以及本级的农业投资项目和农业资金。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对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执行本条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纠正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对同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实施本条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立即纠正，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由有关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
（一）未按规定编制年度计划和预算，减少农业投资的；
（二）改变农业投资方向，或者截留、挤占、挪用、贪污农业资金的；
（三）未按规定设立农业发展、育林、水利专项建设等各项农业专项基金的；
（四）未按规定提取以工建农资金的；
（五）违反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越权批准或者未经批准安排农业基本建设项目的；
（六）弄虚作假，骗取农业资金的；
（七）玩忽职守，造成农业资金损失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有第三十六条第（二）、（六）、（七）项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乡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本地实际，作出决议或者决定。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