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2008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2008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
煤安监综合〔2008〕2号
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有关中央企业：
根据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现将《2008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并及时上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二○○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2008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
2008年是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安全发展、强化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推进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在持续稳定好转的基础上向着明显好转目标迈进的关键一年。既是总局党组提出、国务院安委会确定的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年”，也是煤矿瓦斯治理、整顿关闭及安全基础管理“三件大事”所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巩固、发展、深化之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总局召开了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并印发了2008年工作要点，对全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贯彻上述会议、文件要求，2008年煤矿安全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指导原则；按照“隐患治理年”的总体要求和总局党组统一部署，继续抓好地方政府和煤矿企业两个主体责任的落实，加大安全监管监察力度，健全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进一步深化煤矿瓦斯治理，巩固和发展整顿关闭工作成果，强化煤矿安全基础管理，努力减少煤矿事故总量、遏制重特大事故，为保障全国安全生产状况的持续稳定好转、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做出新贡献。总体目标是：进一步减少事故总量、控制重特大事故、降低百万吨死亡率，事故死亡总人数比2007年下降2%，较大事故、重特大事故下降3%，百万吨死亡率下降7.5%。
突出抓好以下10个方面、35项重点工作：
一、加强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执法
1．继续实施监管监察分类指导。国家煤矿安监局继续抓好对六个重点省（市）煤矿安全工作的指导。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监察机构也要根据辖区煤矿安全状况，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煤矿的监管监察，同时树立辖区内煤矿安全的先进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2．进一步健全完善监察执法计划。继续实施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区域监察分局年度、季度监察执法计划报批和备案制度；结合辖区煤矿安全状况、灾害特点、监察力量以及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工作部署，做好重点监察、专项监察和定期监察。积极探索监察执法的新途径、新方法，推行集中执法、交叉执法等有效方式方法，提高执法效能。
3．加强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监管。严格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条件和程序，依法做好延期换证工作；加强对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矿的监督检查，对不再具备规定颁证条件的，依法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发现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矿井违法组织生产的，及时提请地方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4．强化地方煤矿安全监管。加强对地方煤矿安全监管工作的检查指导，健全完善对地方煤矿安全监管工作分级检查指导制度，督促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进一步明确、落实对本地区煤矿安全生产的监管职责，实行“一岗双责”，真正把煤矿安全生产纳入对政府和企业主要负责人政绩、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积极探索推广各地完善地方煤矿安全监管机制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方法，进一步规范地方煤矿安全监管执法行为；同时，在相关部门落实煤矿安全工作职责的基础上，不断健全完善联合执法机制，提升煤矿安全工作的合力。
5．加大对相关重点企业的监管监察力度。把中央企业投资经营煤矿、煤炭建设施工等企业的安全管理纳入地方安全监管的重要工作之中。对中央企业投资经营煤矿、异地办矿和改制煤矿进行专项督查。加强对基建、扩建、技改、资源整合矿井建设项目的监管监察，督促企业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二、健全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6．健全完善煤矿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按照国务院《特别规定》以及总局发布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督促煤矿企业健全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和报告制度，使隐患排查治理真正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并做到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
7．落实隐患排查治理责任。督促地方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建立重大隐患分级管理制度，探索建立重大隐患管理责任追究制度，立足于治理大隐患、防范大事故，紧紧盯住重大隐患，在深化整治上下功夫，着重抓好责任、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五落实”，做到隐患整治到位。
8．加大重大隐患治理力度。督促地方和企业加大安全投入，加快隐患治理、安全技术改造，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有效治理煤矿瓦斯以及透水、火灾、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有效防范因自然灾害引发煤矿事故。对国债补助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按计划组织落实到位、尽快发挥作用。
三、推进煤矿瓦斯治理向纵深发展
9．强力推进瓦斯先抽后采。积极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煤矿企业充分利用好国家发展煤层气产业、鼓励瓦斯抽采利用的各项优惠政策，进一步提高抽采率和利用率，做到“先抽后采”、“不抽不采”，从源头上消除瓦斯隐患。
10．加强煤与瓦斯突出防治。监督煤矿企业落实“四位一体”防治煤与瓦斯突出措施，完善防治煤与瓦斯突出技术规范，强化煤层区域性防突措施，所有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必须采取开采保护层或顶、底板专用瓦斯抽采巷道区域预抽煤层瓦斯、达到《煤矿瓦斯抽采基本指标》要求，才能进行采掘作业。
11．完善矿井通风系统。督促煤矿企业开展矿井通风可靠性评估，排查整改存在的重大隐患，落实通风、瓦斯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保障矿井通风系统完善可靠；推行掘进工作面“双风机”、“双电源”，提高掘进工作面通风安全的可靠性。
12．加强矿井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的监管。督促煤矿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监测监控系统装备、联网和维护的规定，保障系统完善有效。在试点的基础上推动全国重点产煤县（市）建设区域服务中心，为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的使用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四、巩固发展煤矿整顿关闭工作成果
13．调整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支持产煤省（区、市）进一步调整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按照《煤炭产业政策》、《煤炭工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等要求，进一步关小建大、优化结构、提高素质。
14．严防关闭矿井死灰复燃。配合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煤矿非法开采、违法生产行为，严防私挖乱采和超层越界开采；加强对已关闭矿井的监管，严防死灰复燃。
15．建立小煤矿正常退出机制。通过提高准入门槛、严格安全许可等，建立小煤矿正常的准入、退出机制。结合安全生产许可证延续审查，对安全条件达不到要求以及不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煤矿，通过正常的退出机制予以关闭淘汰。
16．提高资源整合水平。规范整合技改，纳入整合的矿井要规范进入技改基建程序，整合后的矿井要具有产量效益规模，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工艺和装备。鼓励支持大型煤矿企业以产权或管理等多种方式整合改造中小煤矿，推动调整优化结构，促进加快实现煤炭工业现代化、规模化。
五、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基础管理
17．推广实行煤矿企业安全承诺。推行煤矿企业安全承诺，积极倡导、培育煤矿安全诚信意识，引导煤矿企业和干部职工自觉履行安全生产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建立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与煤矿企业负责人沟通的平台，健全完善沟通机制，督促企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8．强化煤矿安全基础工作的监督指导。加大对国有重点煤矿和小煤矿实施加强安全基础管理“两个45条”情况的监督、指导力度，走管理强矿之路；加强煤矿生产能力管理，组织对原生产能力为3万吨/年、核定为3万吨/年以上小煤矿的复核；贯彻落实即将印发的煤矿井下劳动定员管理办法、劳动定员标准制定办法，强化劳动定员、用工管理；加快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和创建本质安全型煤矿试点步伐，不断提高安全保障能力。
19．继续抓好“三推行”、完善“三条线”。督促各地制定“三推行”工作的总体规划、年度计划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为小煤矿提供技术服务，帮助小煤矿解决在“三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开展对“三条线”建设的专项督查，推进“三条线”的安装与完善，提高煤矿防范抵御事故灾害能力。
20．强化煤矿安全教育培训。积极推进落实教考分离制度，继续加强“三项岗位人员”安全培训，煤矿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均必须经过培训、取得安全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加强对煤矿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培训教育，推广部分国有煤矿变招工为招生、新招收工人在煤矿技工学校等先行培训教育，经考核合格后再录用的好做法。
六、加大推广煤矿安全先进适用技术的力度
21．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技术水平。抓好煤矿安全先进科技装备的推广应用，重点总结推广煤矿瓦斯综合防治与利用10个示范矿井取得的经验和技术成果。引导煤矿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装备，提高矿井技术水平和采掘机械化程度，加快安全高效和现代化矿井建设步伐。
22．加强“两个系统”建设。出台煤炭产量监控系统装备、使用标准，加快推广应用；进一步督促做好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的装备和使用，为防止“三超”提供技术支持。
23．淘汰落后技术装备与工艺。依照有关规定发布《禁止井工煤矿使用的设备和工艺目录》，督促煤矿企业淘汰落后的技术装备与工艺，提高煤矿安全装备水平。
七、加大事故查处力度，严肃责任追究
24．加快事故调查结案工作。深入贯彻《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加强与行政监察、公安、检察和工会等部门的协调沟通，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严肃查处煤矿事故；同时，进一步提高煤矿事故调查效率、按规定期限结案。
25．加大用事故教训推动工作的力度。加强事故分析，通过分析事故特点找出倾向性问题、提出对策、完善相关标准。建立事故分析、责任追究公告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反馈制度，发挥舆论和社会监督作用，促进事故防范措施和责任追究的落实。
26．加强各类煤矿事故防范措施的研究。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分析事故发生的深层次技术管理原因，提出防范措施和对策；加强对各类事故防范措施和对策的总结提炼，及时上升为规程、标准。
27．推进预防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认真总结公告因自然灾害引发煤矿事故灾难的经验、教训，推进地方和煤矿企业全面排查隐患，认真除险加固，提高防灾能力。同时建立健全自然灾害预报、预警、预防和抢险救援体系，强化协调联动，提高处置能力，防范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
八、健全完善煤矿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28．完善煤矿法律法规体系。积极推进煤矿安全生产、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等标准规范的制、修订。督促煤矿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深入开展煤矿安全法制宣传教育，通过法制教育、规范引导、典型示范等方法途径，为依法搞好煤矿安全工作、建立规范的煤矿安全生产法治秩序奠定基础。
29．落实政策措施支撑体系。继续围绕国务院确定的安全生产12项治本之策，抓紧落实已出台的各项经济政策，并督促煤矿企业执行到位。努力促进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政策以及山西、内蒙古等8个主要产煤省（区）煤炭资源有偿使用改革试点的经验总结和推广，深化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资源税费，促进建立煤炭完全成本制度。
30．完善煤矿安全目标指标体系。在煤矿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基础上，研究制定2010年实现煤矿安全生产明显好转、2020年实现根本好转的主要标志和具体指标。通过向地方政府提出加强和改善煤矿安全工作建议，督促各级地方政府坚持和完善煤矿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把“十一五”及各年度的指标进一步落实到地方各级政府，真正纳入政府行政首长政绩业绩考核考评。
九、努力营造煤矿安全发展的舆论氛围
31．加大煤矿安全宣传力度。深入宣传、贯彻落实安全发展的科学理念，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真正落实到每个单位、企业和职工中；积极开展以“治理隐患、防范事故”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并及时宣传推广煤矿企业隐患排查治理的经验和做法。
32．积极宣传推广先进经验。围绕巩固深化煤矿瓦斯治理、整顿关闭和安全基础管理“三件大事”，积极宣传推广各地煤矿安全监管监察、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及煤矿企业的先进经验和有效做法，营造煤矿安全生产良好氛围。
十、强化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队伍业务建设
33．加强队伍作风和廉政建设。大力提倡和培养“勤勉敬业、求真务实、雷厉风行、廉洁奉献”作风，严格执行总局党组制定的安全生产工作人员“九条纪律”，树立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打造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提高监管监察执法的权威。
34．进一步规范监管监察执法行为。按照有关党纪和法律法规规定，进一步规范煤矿建设项目核准、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核颁发、安全资格培训颁证、矿井生产能力核定以及事故调查行为；加强对监察执法工作的指导，规范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真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35．强化监管监察执法考核与监督。健全完善定期执法分析制度，全面掌握执法动态，评估执法效果，研究和改进行政执法的方法和措施，做出正确的执法决策。健全完善监察目标、执法计划考核机制，落实监察执法责任。国家煤矿安监局组织编写的《煤矿安全监察执法手册》印发后，要组织全体煤矿安全监察人员认真进行学习，努力推进监察执法程序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加强执法监督，提高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和煤炭行业管理效率效能。
论商事人格权
宋绍青
内容摘要：传统的人格权制度主要在于保障人格之完整性与不可侵犯性，着重于非财产性的人格利益之保护，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部分人格权已经逐渐成为商业活动上的重要客体。人格权的商业利用对传统的人格权制度与理论造成了冲击：一方面，于普通的人格利益之外，又分离、形成了一种包含经济利益在内的相对独立的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人格权发展成为维护商事人格利益的、兼具财产权属性和具有财产价值的商事人格权；另一方面，为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这些人格权必须具有一定的可转让性与继承性，而且，在权利的保护上能够适用相应的财产权救济方式，以维护人格权在商业利用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关键词：人格权 财产价值 转让 继承 财产损害赔偿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打上商品的烙印，即使是以往被认为圣洁的、远离商品铜臭气息的人格也概莫能外。商业化浪潮对人格领域的冲击是深刻而广泛的，其人格受到商业化浪潮的冲击的，首先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他们的商业名称（商号）、商誉、商业秘密以及商业信用已经成为无形资产，并成为商业活动中的重要因素。例如，商号、商业秘密的有偿转让，商誉的价值评估与信用评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商业投资等商业活动，在实践中已经非常普通和相当发达，从面使得那些从事商业活动之人的人格的商业价值得到发挥。即使是对于那些不以商业活动为业的人而言，其人格的商业人价值也在商业活动中得到挖掘与展现。典型的如被称做“人格商品化”（personality merchandising）的对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乃至声音等人格标识的商业利用，即人格标识的拥有者，通过授权许可他人以商业目的利用自己的这些人格因素而获取价金，被授权使用人也从使用活动中获取商业上的利益。例如，借用名人的姓名、肖像做广告，以推销商品；授权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做企业的名称；将他人的肖像、姓名印在挂历、T恤衫、玩具等商品上以增强对顾客的吸引力。
在人格商品化等商业化浪潮对人格领域的冲击中，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关系，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
例一:1997年2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三毛”形象纠纷案。[1] 案情如下：原告是某著名漫画画家的继承人，被告是某企业。原告诉称，被继承人即著名漫画家创作了家喻户晓的漫画角色：三根长发、圆鼻子的小男孩。原告发现被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将漫画的角色形象作为商标注册并广泛使用，构成对原告的著作侵权。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10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辩称，申请商标注册是依据商标法的合法行为，商标局依法核准被告的商标注册申请，因此被告依法使用注册了的商标，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经法院审理查明：案件所涉及漫画形象是已故著名画家所作。被告未经权利人许可将该漫画形象作为商品商标注册，还将该形象在户外广告、职员名片、报刊、企业内部铭牌上使用。被告共向商标局申请了38类标有该漫画形象的商标（已核准31类），共印刷印有该漫画形象的商标10万余件，尚库存3万件。法院认为，原告作为画家继承人，享有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的对该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被告的行为构成对著作财产权的侵权。原告继承的是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要求被告赔礼道歉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最后法院判决，被告停止在产品、企业形象上使用该漫画形象，赔偿原告人民币10万元，诉讼费用双方按比例分担。
本案审结以后在知识产权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案件被告称自己是国内首例《著作权法》与《商标法》冲突的牺牲者。但是从理论上讲远不只如此，如果说被告的行为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那么侵犯的是其中的何种权利？法院认为本案件原告作为画家的继承人，享有著权权保护期内对该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倘若说本案被告将画家美术作品中的一个漫画角色作为商标注册、印刷、使用和宣传是对原作品部分“复制”使用还易于被人接受的话，那么，假如仅将一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姓名作为商标进行了注册、印刷、使用和宣传，是否也构成对作者的著作权法侵权呢？著作权人能否对此主张权利？主张何种权利？其法律依据又是什么？
例二：1976年5月2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审结“SAZAE”案件。案情与本文开头所引案例类同。原告漫画家诉被告旅客汽车运输公司在汽车上描绘其美术作品《SAZAE夫人》中的主人公头像，要求3672万日元的损失赔偿。法院部分否定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判决对作品中角色的界定有这样的叙述：“给予漫画的出场人物以剧中角色、容貌、姿态等恒久性的表现，应当解释为超越了语言所表达的题目和情节，也超越了某特定场景中特定出场人物的面部表情、头部方向、身体动作等”，角色“可以使人看出是连载漫画中出场人物的容貌、姿态、性格等的表现。”[2] 该案例判决的意义在于剖析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将漫画作品中的一个特定角色进行商业性利用，决不是单纯对原作品部分地机械复制，从表象上看，将一个漫画角色用作商标只固定地使用了有单一动作、姿态、表情的角色形象，但使用的结果是使人不得不联想该角色在整个作品中的整体形象，包括其性格、品德、能力等特征。同样，将一部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姓名进行商业性使用，也不是单纯地对主人公姓名本身的使用，其结果同样会令人联想起姓名背后的角色整体形象。这样前面提到的问题就逐渐明朗了，将连载漫画中一个角色作为商标使用和宣传，的确触及了漫画的著作权，但问题在于它不是对作品的复制，而是对特定角色整体形象的使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这种使用侵犯的是著作权可的何种权利，目前的著作权法无法予以回答。
至于未经授权、擅自以商业目的使用他人姓名、肖像和盗取、损害他人姓名权、肖像权、商誉权、信用权等包含经济利益的人格权造成的损害又将如何处理，是按精神损害赔偿方法处理，还是以非精神损害赔偿处理，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趋加强，这方面的纠纷越来越多，如“乐百氏”字体及人物形象创作人诉广东今日集团侵犯版权、“泥人张”的后代诉天津市“泥人张工艺作品经营部”侵犯了姓名权、名誉权、版权及商标权等。这种权利的纠纷越来越引起著作权人和各类人士的关注，而机关企业则对突出其来的争执弄得不知所措。尤其，众多企业借助角色形象创造市场，逐渐成为名牌企业，其产品跨入名牌产品的行列。面对著作权人要求保护这种商事化权的据理力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商事化权问题日益突出。
二、商事人格权的界定
（一）商事人格权的界定
针对上述诸多问题，如果仅仅按照传统的人格权理论和我国民法通则等现行法律有关自然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法人名称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的规定来处理，显然尚有许多法律空白需要填补。例如，现行有关姓名权、肖像权的法律并未规定姓名权和肖像权可以继承和转让；传统民法理论也一直认为姓名、肖像等人格不是商品，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不能转让和继承；至于商誉和使用的问题，实践中虽然已广泛涉及，但有关法律的规定却严重滞后，如法律至今没有明确承认商誉权和信用权。因此，如果严格恪守这一传统民法理论，拘泥于现行法律制度的话，人格商品化等以人格为对象的商业活动及人格权的商业利用必然会受到限制和阻碍，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充分保护，这种后果对商品销售市场及其他相关行业（如广告行业）的经济活动也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人格权也必须适应人格商品化等市场经济活动的需要，如同财产权一样，可以继承、转让，并在受到侵害时获得财产损害赔偿。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人格权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并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人格权制度与观念的商事人格权。
对于商标权、广告使用权与版权或姓名肖像权交叉产生的争议，国外出现了“商品化权”（Merchandising Right）、“公开权”（Right of Publicity）等名词予以解释。在国内，对于此种权利现象，学术界观点不尽一致。郑成思先生将这一领域的权利归纳为“形象权”。所谓“形象权”，包括真人的形象（例如，在世人的肖像）、虚构人的形象、创作出的人和动物形象、人体形象等等。这些形象被付诸商业性使用的权利，统称为“形象权”。[3]（P32-33）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针对这种人格权与财产权适应商业需要而商事化的权利现象，提出了“商事人格权”的概念来予以概括和说明。所谓商事人格权，就是能够进行商业利用、已经商业化的人格权，是指公民、法人为维护其人格中兼具经济利益因素在内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特定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而享有的一种民（商）事权利。[4](P128) 这种商事人格利益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很多，如作为商事主体的商自然人和商法人所拥有的商号、商誉、商业秘密、商业信用等人格利益和作为一般民事主体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乃至声音等人格标识用于商业目的时产生的人格利益等，它们都同时包含有经济利益因素，是具有商业价值的人格利益。以这种人格利益为保护对象的商事人格权，反映在自然人和法人的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其人格因素商品化、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体现了人格权在商品社会中的发展变化，是人格权的商事化。一方面，它仍然保留部分传统的普通民事人格权的基本属性，如它仍是主体因其特定人格自身所产生的权利，而不是主体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的权利；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发生相应的变化，适应社会商品化的发展和商业利用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以兼具有财产权的属性，具有财产价值，可以转让、继承以及财产损害保护方式的适用等。
（二）商事人格权财产价值的评定
商事人格权的财产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有：（1）许可使用费。如个人姓名、肖像许可他人进行商业性利用的费用；（2）转让费用。商号、商誉、商业秘密等可以进行转让，但要求的条件和方式不同。如商号和商誉应与营业一并转让，而商业秘密则可以单独转让；（3）投资作价。以自己的姓名、名称和信用作为投资是法律许可的，但是要承担无限责任。 （4）企业合并、分离、破产时的评估价值。商事人格利益的获利能力是确定其价值的重要因素。（5）信用的评级。信用通常是通过被评为一定的等级来表现它的财产价值的，而不是直接用金钱数额来表示。
从上述商事人格权财产价值的表现形式来看，其价值的确定可以分两类：一是评估作价，得出具体的货币价值额，这一方式适用于商誉、商号（姓名）、商业秘密以及肖像权；二是进行评级或资信评估，将其财产价值定位在既有的等级体系中相应的位置，主要适用于信用权。如将信用权在商业利用中的财产价值分为A、B、C、D四个等级或用一定的分值来代表。根据商事人格权财产价值的特点，对其价值进行评估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评估的对象是权利，不是人格本身或肖像、商号等人格标识本身。我们通常所说的商誉的评估、信用的评估等说法，严格而言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所要评估的不是人格或人格标识本身，而是人格所具有的财产价值。如果本人对其人格不具有专属性，别人不能从他那里获得对其人格利用的权利，那么他的人格也就无价值可言。不从人格权的角度出发，仅仅抽象地对肖像、姓名、信用、商业秘密等人格利益表现形式本身进行价值评估，其结果就会出现失真。以肖像的商业价值评估为例，如果本人已经将肖像授权他人进行商业利用或将其肖像进行商业利用的控制权在一定期间或地区、甚至永久地转让给他人，这时对本人的肖像进行价值评估，如果不考虑本人的肖像权所受限制或已转让的事实，评估的价值将没有实际意义或与此时的真实价值相离甚远。另如商誉，1992年12月发布、1993年7月1日施行的我国《企业财务通则》第20条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以长期使用但是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这里是将商誉同专利权等权利相并列的，因为专利、商标以及商誉是无体的，不像有体物那样通过控制其物本身就可以获得其利益，而必须通过相应权利的享有才能控制、获取利益，才具有财产价值可言。
2、人格权价值评估的交叉与重复。人格权权势与一个人的人格密切相联系的，不论是肖像、姓名等人格标识，还是商誉、信用以及商业秘密等，都是一个人人格的要素或表现形式。因此，当对肖像、姓名或商誉、信用进行价值评估时，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仅仅对姓名或商誉单独人格因素的价值评估，而是对整个人格的价值的评估。例如，对广义的商誉进行评估，必然把商标及商号包括在内。“因为顾客看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的商业信誉，首先会看有关的商标及有关厂商、企业的商号。”因此，在对人格权价值进行评估时，应当防止重复评估、重复作价的问题。如果对一个人的肖像进行了价值评估后，又对其姓名进行价值评估，将二者再相加，评估的价值额高了，但并不意味着该人的人格价值真的那么高，因为这两个评估价值额有许多重复之处。
3、价值评估所要考虑的因素因评估的对象不同而不同。人格权价值评估所要考虑的因素有共同的一面。如都必须考虑市场上有没有人需要它（肖像、商号等），打算出多少钱来购买它等市场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要考虑与评估对象不同特点相对应的特殊因素。如对商誉的价值评估中，要考虑到该企业的顾客名单或较固定的销售渠道，商品或服务提供者所拥有的具有识别性的营业点（包括房屋的位置、门面等），研究与开发状况有关骨干人员的声誉，企业在同行客户中的评价等；对商业秘密，尤其是人格性较强的经营性秘密的价值相对关系较远，所以“首先应注意要评估的内容是不是可以从单位的整体经营中分离出业，并且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对企业信用的评估，则要注意考虑企业素质（领导群体素质和综合能力及职工队伍素质、管理素质等）、资金状况、经营管理、经济效益、履约率、发展前景等因素。
4、完善人格权价值评估的要件、程序及评估机构等相关法律制度。例如，在大多数国家，对姓名、肖像、商号、商誉等人格利益的价值评估，通常是在人格权转让或人格标识的使用许可、企业合并与分立、企业破产清算、进行相关的特定贸易活动以及在侵权诉讼中涉及人格权经营利益的损害赔偿等情况下才进行的；我们国家存在的动辄进行人格权价值评估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人格权的经济价值有其时间性和地域性，以前的评估价值并不一定与现在应有的价值相符，所以应当规定什么情形下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价值评估。我国现行的人格权价值评估制度，尚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存在着内容零散、涵盖面窄、不够具体等问题。目前的相关规定有《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1991年第91号令发布）。199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设立信誉评级委员会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一些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一些地方法规，如《深圳经济特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等，尚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三、商事人格权的转让与继承
普通人格权的专属权非常强，是不能转让、继承的。但是，商事人格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该原则的限制，允许相应的转让和继承。因为在商事人格利益中，那种非财产性的专属性极强的人格利益被淡化，而非专属性的经济利益内涵则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使得人格权的转让在一定情况下成为必要与可能。
（一）商事人格权转让的必要性
商事人格权的转让是人格权商业利用的主要形式，其转让的必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如果不允许商事人格权的转让和继承，就限制了对商事人格利益所可能实行的充分利用。以商号为例，如果仅限于自己使用，而不允许出资或转让于他人，则其财产价值显然不能得到充分展现。相反，通过转让会使其得到商业增值；通过授权使用，在其使用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同时，还会创造新的价值。以美国法上公开权为例，一位美国学者就曾指出：“如果（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公开价值 （publicity values）不能被有效出现的话，这种公开价值的金钱价值即使不是被全部损毁，也会大大减损。”[5]
由于商事人格利益同时包括人格因素和财产因素，如果不允许转让，保护的只是人格因素，对财产因素的保护就不够周全。以个人肖像为例，根据不可转让的原则，其结果是只能被动的判令擅自进行商业性使用的人赔偿损失，而不允许权利人主动授权他人商业性使用获取使用费，这是不近情理的。实践中，对商号、商誉等商事人格权侵害的一个常见方式是“仿冒”，在英美法中有“仿冒之诉”（passing off ）[6]的救济形式。既然有如些之多的“疏导”，使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从侵权法走向人格权法，由后者直接授予权利人进行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将仿冒这种非法的人格利益转让变成合法的转让 。
商事人格利益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应流向最能发挥其效用的地方，由价值规律决定其配置。人为限制商事人格利益转让和流通，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
（二）商事人格权转让的可能性
普通人格权的专属性太强，以至于难以与主体分离。而商事人格权则由于其保护的商事人格利益从普通的人格利益中脱离出来、并相对独立，从而为商事人格权的转让打下基础。
商事人格利益从普通人格利益中的脱离有两条途径：一是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在商业化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相对独立于纯粹精神性人格利益的物质性无形财产利益，体现为金钱价值。如个人的肖像在普通人格利益范畴中是无法转让的，因为肖像就是人格的标志，其中所体现的人格利益就是标明人格所在。而人格与人是一体的，不能将甲的人格标识转让给乙用以表示乙的人格，但是当肖像被商品化，进行商业利用后，肖像的作用就不再仅仅是人格的标识，还能够产生金钱利益，成为另一种属性的人格利益。这时，就可以采用授权许可等方式将这一意义上的肖像利益转让给他人。自然人以其姓名作商号也是如此，他同时拥有姓名权和商号权，作为姓名权，不能转让；作为商号权，则可以转让给他人，以充分发挥商号的商业价值。如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以其姓名作为某企业的商号，姓名便具有商业上的价值，能够产生财产利益（当然也同时带来风险）；姓名作为商号时的利益已从单纯作为人格标识的普通的姓名利益独立出来。经营性商业秘密也是如此而具有了转让的可能性。它从普通的生活秘密中分离出来，并不同于普通生活秘密。普通的生活秘密是隐私权的保护对象，被认为与权利人本身不可分离；而商业秘密受保护的价值主要是在于其在创造财富——获利能力方面的作用，不是个人生活的安静、不受干扰和个人尊严。因此，商业秘密可以转让，不因转让而影响权利人的人格尊严和他的私生活安宁。因为他的这些秘密信息是商业性的，主要是为了经济活动和营利而存在。通过对商业秘密的转让可以营利，自行保有、使用秘密也可以营利，既然二者的目标相一致，法律便无理由禁止这些秘密信息的转让。二是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的营利性目的使其人格利益具有了商事特色。法人的人格本身可以分立、合并乃至转让，如公司的合并、分立等，在这一过程中，它的商号、商誉、经营秘密和信用等也存在着分立、合并、转让乃至消灭的命运。事实上，商誉、商号、信用等也总是和公司营业的转让一并进行的，作为组织体的营业的转让，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组织体的人格被其他主体人格的吸收或合并成一个新人格，其所附带的商誉等人格利益也被其他主体所拥有。这是商誉等人格利益转让的特殊性。
（三）商事人格权转让的方式与效果
人格权的转让在方式上有其特殊性。由于传统民法只承认商号、商业秘密的转让（商誉与商业信用的转让则通常是借着商号的转让来实现的），其他人格权的转让被认为无效。因此，诸如姓名、肖像等人格权的商业利用并不完全以普通的转让合同的方式进行，而往往是采取授权许可合同的方式进行，即授权他人对自己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进行商业性使用。这种授权合同的转让方式，是人格权转让的一个特点，也可以称之为相对转让，以与普通转让相区别。对于这种授权许可合同的转让方式，在法律和理论上争议颇大，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授权许可合同只是债权效力的授权合同，即被授权人并不是因为该合同而成为人格权的权利人，也不取得任何可以排除或对抗他人或其他被授权人之权利，授权人根据该合同则只负有容许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负转让任何权利的义务。因此，作为债权效力的授权合同，不发生权利的转移，权利人也未丧失任何权利。这是与传统人格权观念相符合的观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授权许可合同是物权效力的授权合同，即根据合同约定，被授权人在约定的范围（时间与地区）内，取得授权人之权利，并可以行使该权利。它与债权效力的授权合同的区别是，债权效力授权合同仅在当事人间有拘束力，而物权效力的授权合同则是权利人将其权利的全部或一部分转移于被授权人，被授权人不仅有使用的权利，还可以以权利人的地位排除或对抗他人。同时，物权性合同与一般转让合同有所不同，即转让合同为终局的处分行为，而物权性授权合同的被授权人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区内取得权利，并非终局的取得权利，权利人仍保有人格权权利之主体。但是物权性授权合同，仍然涉及权利之转移，这是该种效力合同的关键所在。对此，德国法院基于人格权绝对不得让与的原则而认为物权效力之授权契约无效；但这一见解由于未充分考虑到人格之经济利益内涵，不仅不利于被授权人，也无法充分保障人格权人之利益，因此遭到德国学者批评，并提出一个突破性的概念——“限制性转让”，[7](P235)尝试突破人格权绝对不得让与之藩篱，并肯定物权性授权契约之效力，以兼顾让与人与被让与人之利益。
笔者认为，应当承认授权许可合同的物权性效力，这有利于人格权的商业利用，有利于权利人人格的全面发展和价值的充分发挥，也有利于保护被授权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较之债权性授权合同的观点，是一大进步。但是，就其适用范围、效力内容等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四）自然人的商事人格权具有相对的可继承性
就一般人格权而言，由于其强烈的属人性，自然人的普通人格权完全与人格本身相始终，自然人死亡，权利终止，不能继承。但是自然人的商事人格利益是可以流传给后代由其继承的。因为姓名（商号）、肖像等自然人的人格标识在事实上会惠及于他的后代，如果不允许他的后代像享有死者生前的其他财产利益那样享有这一利益，是不公平的。如美国的公开权制度即规定，原公开权人死亡后，其公开权仍可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存在，在该期间，公开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享有，侵害该公开权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之所以承认公开权的可继承性，主要是因为公开权的财产价值。即使公开权拥有者死亡，其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在事实上仍然会惠及于他的后代和其他近亲属，如果不允许其后代或其他近亲属像继承享有死者生前的其他财产利益那样享有这一利益，是不公平的。赋予公开权继承性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被授权许可的人和其他利用死者人格的人，需要有一段时间为他们所利用的人格标识进入公共领域之时做准备。如果人一死，其人格标识就进入公共领域，鉴于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许可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