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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鉴定之法律思考

王栋 重庆市西南师范大学育才学院（401524）


[内容摘要]现代社会价值追求多元化导致婚外性行为频发，婚姻、家庭危机日盛，从而使亲子鉴定的市场日益扩大，但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却匮乏明确的规范亲子鉴定的规定，如何更大程度地发挥亲子鉴定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亲子鉴定 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 婚外性行为

引言
目前，由于社会婚姻状况的不稳定，婚外性行为的增加和非婚生子的频繁出现，促使亲子鉴定市场需求日益扩大，民间的鉴定机构、中介机构应运而生，并且以低价吸引鉴定者。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中能够规范、监督、引导这一行为的只有最高法院于1987年6月15日所作的《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中有原则性的规定。亲子鉴定在满足丈夫知情权的同时[1]，净化社会空气[2]，也极有可能损害妻子及子女的利益，并且在极大程度上伤害的是鉴定申请另一方的感情；在鉴定的实际操作中也存在鉴定机构不具备资质、鉴定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缺乏相应的收费标准以致某些鉴定和中介机构虚高收价等一系列问题。原则性的处理意见和层出不穷的事实致使司法实践缺少可操作性的规则，虽然新的《司法鉴定管理决定》将于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但是对于亲子鉴定的规范和为之引发的法律后果鲜有涉足。笔者拟通过本文对亲子鉴定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作系统性的阐述。

一、 亲子鉴定：法医物证鉴定之新生儿
亲子鉴定总是出现在有危机的婚姻当中，传统的“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婚恋观、家庭观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在缔结婚姻的动机上，产生了多元化的价值追求，如追求爱情、追求完美人生、追求享受贪图快乐等，但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仍然存在着亲子情结，这是希望自己的基因能够遗传下去的本性使然。新《婚姻法》出于人性的考虑，将“夫妻之间负有忠诚义务”作为一项原则加以规定。妻子的不轨行为，不仅违反了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而且严重侵害了丈夫的人格权、知情权、生育权[3]，作为受害者一方如能获得支持己方之证据，尚可以在精神、物质方面获一定的安慰，亲子鉴定作为法医物证鉴定的一种得到了展示的舞台。
亲子鉴定古已有之，古人有“滴血验亲”的说法，认为如果两个人的血液能够在水这种载体中相融的话就存在血缘关系；如果相互排斥就不存在血缘关系，北宋真宗年间包拯就利用此法证明了赵桢乃真宗的亲生儿子，其实这是一种极粗糙、不科学的鉴别方法，肯定的准确率只有60%[4]，否定的准确率稍高一些。史尚宽先生生活之时，只可消极地判断父子关系之不存在，而不能积极地肯定父子关系的存在，其举二例以证：血型检验和遗传生物学检验 [5]只能否认父子关系。而科学技术发展至今，生物实验室采取DNA基因鉴定技术，可以使肯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达99.99%，而否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几近100%。[6]
1、 亲子鉴定的内涵
所谓亲子鉴定，就是根据人类遗传学的理论和实践，从子代和亲代的形态构造或生理机能方面的相似特点，分析遗传特征，对可疑的父子关系或母子关系进行分析判断，并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从国外采取的法医学鉴定方法看，传统的有血型检验，外貌特征、皮肤纹理的检验，遗传疾病的检查，耳垢的区别，味盲的检查以及受孕期、生产期的推定，物理生殖能力和生物生殖能力的推断等；目前主要采取的是DNA多肽性检验，主要包括有DNA指纹分析技术和聚合酶连反应技术（PCR）；DNA的短串联重复序列（STR）位点检测，应用的材料可以是血液、精液、组织。采用传统的鉴定方法，否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只有60%左右，而采用DNA基因鉴定技术，否定生物学亲子关系的准确率可达100%。
判断亲子关系的理论依据是孟德尔遗传的分离律。按照这一规律，在配子细胞形成时，成对的等位基因彼此分离，分别进入各自的配子细胞。精、卵细胞受精形成子代，孩子的两个基因组一个来自母亲，一个来自父亲：因此，同对的等位基因也就是一个来自母亲，一个来自父亲。如果鉴定结果符合这一规律，则不排除亲生关系；若不符合，则排除亲生关系（基因变异情况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因为分娩可以确认母子关系为已知，要求鉴定的是假设父与孩子是否具有亲生关系。此时，首先从母、子基因型的对比中，可以确定孩子基因中可能来自生父的基因（OG），然后比较假设父基因中是否具有生父基因，如果具有，则不排除假设父的亲生关系；若不具有，则可以排除假设父的亲生关系。
对于这一亲子鉴定的原理，我们不妨举例来加以说明：若某案例中母亲是FGA—22/23型，孩子为22/25型，从比较中可以确定生父基因为FGA—25。在这案例中，假设父2为FGA—22/24型，假设父1为FGA—24/25型，其中假设父1具备生父基因FGA—25，故不能排除其与孩子的亲子关系；相比较而言，假设父2因不具有生父基因FGA—25，则完全可以排除其与孩子的亲子关系。
在法医学上，STR位点和单核苷酸（SNP）位点检测分别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的DNA分析技术的核心，是继RFLPs（限制性片段长度多肽性）VNTRs（可变数量串联重复序列多肽性）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检测技术。[7]作为最前沿的生物技术，DNA分析为法医物证检验提供了科学、可靠和快捷的手段，使物证鉴定从个别排除过渡到了可以作同一认定的水平。DNA检验作为亲子鉴定的方法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也是国际公认的最好的一种方法。
2、 司法实践中亲子鉴定结论的应用
亲子鉴定是司法技术鉴定的一种，在证据学上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对于这一特殊的证据，要能够在诉讼中发挥证明作用必须具备合法性。要使亲子鉴定结论具有合法性，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鉴定程序合法，二是鉴定机构、鉴定从业人员合法。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只有申请权，而是否启动鉴定程序是由人民法院决定的，那么即使是为了满足丈夫的知情权，如果男方私自进行亲子鉴定，也是违反法定程序的。对于违反程序正义而取得之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也就不能作为夫一方要求妻子在物质或精神方面进行赔偿或者要求离婚的依据。如今民间机构所从事的亲子鉴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由人民法院委托的，因此民间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不具有证据效力。
鉴定机构合法，就是要求鉴定机构的主体资格符合法律规定。因为亲子鉴定结论具有极强的科技性和先进性，能够直接影响判决的结果，于是对于鉴定机构和鉴定从业人员有很高的要求。目前国内采取的准入制度主要是核准登记制度，鉴定机构（包括鉴定从业人员）须经人民法院或司法行政部门事前审查、批准、公示程序，才能接受人民法院的委托，他们出具的鉴定结论也才有可能被人民法院采信。如果亲子鉴定结论具备上述两个条件者，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这毕竟只是证据，因此不具有绝对性，出具意见者也须经法庭质询，结论也须经法庭质证才能成为决定案件胜诉或败诉的关键。
（1）民事审判实践中遇到亲子鉴定的情况
①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只要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女一律视为婚生子女，享受婚生子女的待遇。国外法律规定了婚生子女的推定制度，瑞士民法以婚姻中或以婚姻撤销后300日内所生子女即推定为婚生；[8]德国民法第1592条规定自子女出生日回溯至第181日起至第302日止，在此122日任何一日，如夫妻间有婚姻关系者，则其子女推定为婚生子女。[9]我国《婚姻法》虽然未明文规定婚生子女的推定制度，但是根据法学原理，在婚姻关系成立后，妻受胎所生的子女即为婚生子女。
既然婚生子女的地位是法律推定，那么也不排除生物学上的非亲生子女成为法律上的亲生子女，由于妻子特殊的生理机能，一般情况下母子关系是确定的，如果丈夫一方怀疑孩子不是其亲生的，为此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作亲子鉴定予以确定。这种情况在民事司法实践中比较多，作为丈夫一方主要是为了在离婚诉讼中取得主动权，或者为了之后不再承担孩子的抚养费，甚或是要求妻子一方返还之前支付的对孩子的抚养费，更由于目前《婚姻法》的离婚赔偿制度中规定了过错补偿原则，若丈夫一方能够通过亲子鉴定证明孩子并非其亲生，那么其不仅在诉讼中加大了胜诉的把握，而且可以在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精神损害的赔偿等方面赢得先机，当然还可以解除困绕其心中的“心病”——小孩是否是其亲生。
国外法律在亲属法中规定了生母的不贞之抗辩，即生母于受胎期间内曾与他人通奸或为放荡之生活者，不适用强制认领的规定。[10]前一情况称为多数情交之抗辩，后一情况称为多数躏辱之抗辩，或放荡生活之异议（法国民法340条2项2款，瑞士民法314条2项，德国民法1717条1项1段但书均有规定）。
由于近年来价值追求多元化的趋势日盛，原先的观念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的发生频率呈上升的势头，此必导致上述两种抗辩情由的出现，如若法律上的生父实际上承担的是他人之责任，应该在法律体系中为其规定一个救济措施。笔者以为目前在我国的《婚姻法》中规定不贞之抗辩这一制度似为不妥，但可以谨慎适用亲子鉴定为这些“便宜老爸”提供法律上的救济。
②在民事审判实践中还可以看到有女方要求为子女作亲子鉴定的情况出现。虽然这种情形极为少见，但是在离婚诉讼中如果女方要求拥有孩子的抚养权，本身又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或者孩子之生父与女方的关系明朗化，有结婚的计划等情形下，女方会向法院申请为孩子作亲子鉴定。
③一般是单亲家庭中的未婚妈妈为追索子女的抚养费向法院要求确认某男性为该孩子的生父，从而提出亲子鉴定的申请。
社会发展至今，“包二奶”之风已风靡神州大地，这便会向原来正统的法律提出挑战，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男性在婚外有了第三者并且生育了子女，但是其所包养之“二奶”和“二奶”所生之子女的法律地位未能够得到确认。涉及到“二奶”，因为我国《婚姻法》不承认一夫多妻制，所以不可能为其正名；至于“二奶”之子女，在法律意义上是非婚生子女，根据《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享有同婚生子女一样的权利，不过要证明其为某男性之亲生子女，除了该男性用法律文书的方式承认之外，只有借助亲子鉴定了。尤其是在该男性自然或意外死亡之后，要确保非婚生子女享有继承权，只有证明其与被继承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目前这种司法案例出现的比例正在上升。
④因婴儿抱错怀疑非自己亲生而拒绝从医院抱领的，医院或者父母方申请要求作亲子鉴定。江苏南通市曾经发生过一起连环抱错婴儿的案件，当事人在事隔十多年之后才知晓事情的真相，最终采用亲子鉴定的方法才使案件中被抱错的婴儿找到亲生父母，但此时无论是从感情上面，还是从物质上面，都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若在民事审判实践中遇到此类案件，法院应当批准任何一方提出的申请，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依笔者之见，如法院有其他相关证据间接证明婴儿是被抱错的，也可以直接依职权启动亲子鉴定程序，以尽快解决当事人的燃眉之急，体现法院审案时的人文关怀。
（2）刑事审判实践中遇到亲子鉴定的情况
①《刑法》第236条规定了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受害人因为害怕犯罪嫌疑人的威胁、恐吓，或者害怕以后难以见人，或者害怕家长责骂，或者内心产生恐惧而没有及时报案，使办案人员失去及时采集证据的时机，而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有的受害人为证明其清白，或者为了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采取生下孩子的方式进行取证，此时可借助先进的DNA鉴定方式进行亲子关系的鉴定，从而让施害者难逃法网。
但是不论从伦理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不论是从有利于小孩成长的角度，还是从保证受害人以后生活幸福的角度考虑，笔者都不赞成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取证。正确的方式应该及时地报案，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争取尽早让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的惩罚。
②《刑法》第240条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当公安干警解救出被拐卖的儿童之时，随即会遇到如何找到其生父母的问题。因为儿童的记忆力所限和人贩子的多次转手致使寻找过程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科学技术发展至今，可以借助DNA基因分析技术来鉴定被拐卖儿童与丢失儿童家长之间是否具有亲子关系。
在这种情形中，需要分别鉴定母与子、父与子是否具有亲子关系，与一般情况下只鉴定父与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有很大的区别，也存在着目的、意义的不同。
亲子鉴定涉及到夫妻双方及子女的人身、财产、名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却鲜有涉足，笔者从稳定社会正常的秩序，以及满足丈夫一方的知情权，解决诉讼中棘手问题的角度出发，拟对亲子鉴定制度作出规范。

二、 规范亲子鉴定之设想
（一） 亲子鉴定的原则
在医学进行亲子鉴定并非难事，关键是在诉讼中如何应用亲子鉴定的问题，亲子鉴定涉及婚姻、家庭、子女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在诉讼中适用应贯彻稳定家庭，谨慎小心之精神。由于法律制定的滞后性，目前的法律规范不能解决日益突出的因亲子鉴定而带来的社会和法律问题。笔者认为，在诉讼中适用亲子鉴定应从以下原则出发，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掌握。
1、当事人主动申请的原则。在处理怀念因家庭案件时，审判机关即使怀疑“父子”关系，也不能依职权主动委托有关部门作亲子鉴定，只有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要求作亲子鉴定，审判机关才能考虑是否启动这一程序。如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这一请求，法院即使发现在亲子关系上存在疑点或合理怀疑，仍然只能按照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来处理，但是在涉及刑事案件时，笔者以为法院可以依职权启动亲子鉴定程序，委托有关部门进行鉴定。
2、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这是指即使一方向法院提出亲子鉴定的申请，但必须征得另一方的同意才可启动鉴定程序。如果子女已具有一定的识别和辨别能力还须征求子女的意见，因为亲子鉴定毕竟不是法院的强制性措施，被申请方有权对涉及其公民权的事项予以拒绝，法院没有凌驾于公民之上的公权力来制约其公民权；又由于亲子鉴定结论是专家针对专门问题的意见，作为一种证据使用时其取证途径应具有合法性，如采用强迫之手段，很明显已然失去证据作为证据存在时的依据；又由于亲子鉴定涉及到社会的稳定，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不宜对之加以提倡，如若一方拒绝进行鉴定，法院无权依职权委托有关部门进行鉴定，否则就违背了当事人自愿进行鉴定的原则。
3、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原则。妇女、儿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无法跟居于社会优势地位的另一方抗衡，所以在婚姻家庭性质的诉讼中，需要首先考虑妇女、儿童的利益，如果亲子鉴定的结果可能影响妇女或子女之合法权益而带来不良后果时，一般应该慎用亲子鉴定；如若诉讼涉及到子女的抚养费等子女利益而需要进行亲子鉴定时，即使在对方不同意的场合下法院也可依职权启动亲子鉴定程序。
不论亲子鉴定的结果如何，子女都是无辜的，这不仅会给其身心发育带来重大的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其正常的学习生活，一个不幸的结论甚至可以改变其一生的发展方向，所以当选择亲子鉴定时应考虑子女的利益，而且还应该征求其意见。在民法领域，以10周岁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分界线，笔者以为在亲子鉴定时仍然适用，如若孩子已经超过了10周岁，须征求孩子的意见。国外有立法规定丈夫若怀疑孩子不是其亲生，须在孩子出生后或知道真相一年内提出申请，孩子超过3周岁时须征得其同意。这种规定虽然在保护孩子利益方面可谓完备，但将3周岁作为分界线显得有些不妥，其一孩子的智商此时尚不具备分析亲子与非亲子所带来的后果的能力；其二事实上这样的规定也收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笔者以为以10周岁为限比较妥当。
4、从严掌握，谨慎适用的原则。亲子鉴定涉及到亲情、婚姻、财产、名誉等多方面的问题，适用的不慎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家庭破裂，妻离子散，精神受挫，生活失去目标方向，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积累。启动亲子鉴定程序应从建设和睦、团结的家庭，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良好风气的形成和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有利于子女的成长和成材的角度出发，从严掌握，谨慎适用，并需做好鉴定的保密工作。
（二） 适用亲子鉴定的程序
在我国的司法鉴定体制中，一方面最高院印发了《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人员名册制度实施办法》，意在建立鉴定人名册制度，是向大陆法系靠近；另一方面司法部也先后下发了《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旨在批准民间鉴定部门的成立，是向英美法系看齐。结果也是前者意在“收”，后者旨在“放”，这种多重的管理体制，不统一的改革方向，使亲子鉴定和其他司法鉴定一样出现了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11] 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目的在于加强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管理，改正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相矛盾的举措，统一司法鉴定程序。笔者拟在此基础上对规范亲子鉴定程序提出以下意见。
1、构建鉴定人名册制度
　　案情简介

　　2011年至2012年2月,被告人甲某六次驾驶集装箱卡车在上海市某区加油站加入0号柴油后,乘工作人员不备高速驾车驶离加油站。涉案柴油价值共计人民币12495元。

　　其中,2012年2月间,被告人甲某两次驾驶集装箱卡车在上海市宝山区、浦东新区某加油站加入0号柴油后,为逃避支付油费,加速驾车驶离加油站,致使抓住车门阻拦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倒地受伤。经鉴定,两次涉案柴油价值共计人民币3835元。

　　2012年2月底,被告人甲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随后其家属退赔了涉案全部油款。

　　案例选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诉争焦点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人甲某加霸王油的行为如何定性。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甲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方法劫取单位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然抢夺单位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抢夺罪,应两罪并罚。甲某犯罪后能自动投案,如实供述抢劫犯罪事实,系自首,对抢劫犯罪可以从轻处罚；到案后如实供述抢夺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能够退赔犯罪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甲某犯抢劫罪,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罚金人民币六千元；犯抢夺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甲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然抢夺单位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抢夺罪。甲某在抢夺过程中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案分析

　　一、“加霸王油”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认定盗窃罪,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盗窃是指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盗窃行为并不局限于秘密窃取,公开窃取行为也可以构成盗窃罪,盗窃罪和抢夺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有不法暴力作用于被害人。对于本案,该观点认为甲某未对加油站员工使用不法暴力,只是在加油后乘人不备逃离现场,故其行为不应当认定为抢夺罪,而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有待商榷。第一,从立法结构来看,公开窃取在我国刑法中无存在空间。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多认可公然窃取的存在,是因为其刑法中没有将抢夺行为作为独立犯罪类型规定。未使用暴力的公然夺取行为被归入盗窃罪的范畴,使用暴力的抢夺行为被纳入抢劫罪名下。我国刑法中存在抢夺罪的规定,公然夺取行为可以通过抢夺罪规制,公然窃取不存在现实需要的空间。

　　第二,从刑法解释学来看,公开窃取逾越了刑法解释的边界。刑法解释应当文理解释优先,只有文理解释的结论明显不合理或产生多种结论时,才进行论理解释。“盗窃”的文义为“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公开窃取的观点与盗窃的本义不符。

　　第三,从司法实践来看,盗窃罪和抢夺罪区分的关键在于盗窃罪是秘密取得,抢夺罪是公然夺取。秘密性作为盗窃罪的必备要件,存在两个认定标准:一是客观标准,即行为客观上具有不为他人发觉的可能性,这主要针对被害人而言。行为人采取被害人难以发觉的方式取得财物即秘密窃取,而无论周围人能否发觉。二是主观标准,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不为他人发觉的意思,即自认为是秘密进行的。即使实际上被害人已经发觉,只要客观上同时存在被害人难以发觉的可能性,行为仍然不丧失秘密性。

　　本案中,甲某在加油站为卡车加油后,为逃避支付油费,多次乘被害单位员工不备驾车驶离,该行为在主客观上均不是秘密进行,能够为被害单位员工即刻发现,故不能被认定为盗窃罪。

　　二、“加霸王油”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诈骗罪的行为过程包括:行为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物→行为人取得财物。有观点认为,本案中甲某虚构了付钱意思的事实或者说是隐瞒了不想付油钱的真相,使被害单位的员工陷入错误认识,将油交付被告人,被告人占有被害单位财物后逃离,其行为构成诈骗罪。笔者认为,此种意见不能成立。

　　第一,行为人不存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行为人加油但不想付钱的意思是一种主观意识状态,认为这属于事实或真相的观点有失偏颇。事实是指事情的真实情况,真相是指事物的真实面貌,它们都是事情或事物的客观存在状态。甲某加油但不想付钱的意思是一种主观意识活动,不属于事实或真相。

　　第二,被害单位的员工未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诈骗罪和其他侵财犯罪的区分标准是“受骗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处分(交付)财产”,“交给行为不能与交付(处分)行为混为一谈”,“交出并不等于失控”。本案中,被害单位员工将油加入被告人的油箱,并非基于认识错误而交付财物,只是交给财物。从主观上看,被害人没有放弃财物的意思表示；从客观上看,如果行为人不支付对价,被害人可以随时追索并恢复对财物的直接控制,其并未丧失对财物的控制和支配力。

　　第三,被告人并未取得财物。刑法中的取得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法中的占有。根据民法上的观念,加油后被告人已经占有该财物,但从行使效力上看,被告人并未取得对该财物占有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在行为人支付对价之前,被害单位仍然保持着对该财物的控制,因此不能认为行为人已经取得了财物。

　　本案中,甲某在加油站加油后,为逃避支付油费,多次乘被害单位财物管理人不备驾车驶离加油站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行为特征,不构成诈骗罪。

　　三、“加霸王油”的行为构成抢夺罪。抢夺罪是指乘人不备、公然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公然夺取,是指行为人当着公私财物所有人、管理人或者其他人的面,乘人不防备,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或者给第三人所有；也有的采取可以使被害人立即发现的方式,公然把财物抢走,但不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甲某当着被害单位财物管理人的面,乘人不防备驾车逃跑,并将被害单位的财物据为己有,其间并未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完全符合公然夺取的特征,应以抢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是,在加油站工作人员抓住驾驶室门或座椅阻拦时,甲某继续加速行驶以迫使工作人员放手,甚至导致工作人员倒地受伤,此时甲某的行为性质发生了转化。根据刑法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甲某犯抢夺罪,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的两节犯罪行为,应当依抢劫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