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5月26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5月26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三章 社会责任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均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打击和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治本的方针；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预防和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稳定。
第五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是：
（一）打击各种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二）采取各种防范措施，疏导调解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消除不安定因素；
（三）加强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
（四）严密行政管理工作尤其是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堵塞犯罪空隙；
（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治安防范制度，推行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
（六）加强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挽救、改造工作，妥善安置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切实加强领导。要采取措施组织、协调和指导有关部门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是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专门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第七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领导责任制，主要领导人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负全面责任。
第八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
社会群防群治组织所需经费，经当地人民政府按规定审批后，可以由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按照自愿、受益、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适当筹集。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九条 省、市、县（市、区）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国家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对本地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做出部署，并监督实施；
（三）组织指导各部门、各单位落实综合治理措施；
（四）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依照规定建议或者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奖惩事项；
（五）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其他事项。
省、市、县（市、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第十条 街道、乡、镇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上级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部署；
（二）制定本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检查、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
（三）建立群众治安防范组织，开展治安防范活动以及军民、警民联防活动；
（四）建立健全群众性帮教组织，开展对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和有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的管理、教育工作。
（五）指导、帮助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协调本地区其他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六）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街道、乡、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办事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第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设立相应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向本单位人员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二）组织实施本单位的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维护内部安全；
（三）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查处本单位的违法犯罪案件；
（四）调解本单位内部或者与本单位有关的民间纠纷；
（五）教育、管理本单位的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和有轻微违法犯罪人员；
（六）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居民、村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二）动员、组织居民、村民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查处违法犯罪案件；
（三）组织治安防范，调解民间纠纷，教育和管理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和轻微违法犯罪人员；
（四）反映居民、村民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和要求；
（五）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社会责任
第十三条 各部门都应当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任务、要求和工作范围，明确本部门、本系统的职责，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承担起共同维护治安的社会责任。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提高侦查破案能力，适时组织开展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打击和查禁、取缔各种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建立和完善人民警察巡逻制度，强化城市管理；加强对公共场所、特种行业、暂住人口的治安管理，检查指导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治安保卫
工作以及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工作；对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和保外就医人员，依法进行监督考察；对院外执行的劳动教养人员加强管理教育；与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对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帮教工作。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罪该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分子及时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做好免诉人员的帮教和考察工作；加强对被判处管制、缓刑等监外执行罪犯执行情况的检察监督；加强劳改劳教检察，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工作；向有关部门和发案单位提
出检察建议，协助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建立健全少年法庭和少年审判合议庭，教育、感化、挽救犯罪少年；对判处管制、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人员进行考察，与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罪犯减刑、假释工作；加强民事、经济、行政审判和告诉申诉工作，及时处理各
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开展司法建议活动，促进有关单位消除治安隐患。
第十七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组织工作，推动各部门、各单位普及法律常识；指导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调解各种民间纠纷；贯彻国家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工作方针，加强劳改劳教场所管理，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组织乡镇、街道和所在单位落实对刑满释放、解除
劳动教养人员的接续帮教工作。
第十八条 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依法做好婚姻登记工作，预防和减少违法婚姻的发生；收容遣送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配合有关部门收治城市中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精神病人；做好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及调处边界争议的工作。
第十九条 人事部门应当参与研究和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干部的编制调配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把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纳入领导干部考核的内容，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考核、任免、奖惩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抓好基层组织建设。
第二十条 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宣传，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依法查禁反动、淫秽的书刊和音像制品；为社会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
第二十一条 教育部门应当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抓好学生的品德和日常行为的教育和管理，积极开展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教育，做好后进生、常旷生、劣迹生的教育转化工作；加强校园秩序管理，会同公安部门办好工读学校。
第二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市场管理，依法查处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违法活动；加强对经营单位和个人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制止非法经营；配合有关部门打击和查禁、取缔在公共娱乐场所发生的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三条 劳动部门应当加强对劳务市场的管理，做好城镇失业待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安置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加强对用工单位的监督检查，做好劳动争议的仲裁工作。
第二十四条 城市建设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消防部门加强建筑安全防范设计的审核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清理整顿公共场所和市容市貌，搞好公共交通和风景名胜区、公园的治安秩序，加强对外来施工队伍的管理。
第二十五条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做好公路、铁路、水路、民航的运输管理工作，配合公安机关维护和整顿车站、码头、机场的治安秩序，打击车匪路霸犯罪活动，严格做好易燃、易爆、剧毒物品的查堵工作。
第二十六条 邮电部门应当加强对邮政、电信的保卫工作，维护好正常的邮政、电信秩序；与地方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防范和打击盗窃邮电票款和邮件、盗窃破坏通信线路及其他通信设施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七条 卫生医药部门应当加强对麻醉药品、毒性药品的管理，取缔非法行医；协助有关部门开展戒毒和禁止吸食毒品工作；做好精神病人的治疗和康复工作，做好性病、艾滋病的监测、检查和治疗工作。
第二十八条 金融保险部门应当加强内部安全保卫工作，堵塞漏洞，预防盗窃等犯罪案件的发生；把开展保险业务与安全防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支持安全防范设施建设，鼓励群众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配合有关部门打击伪造国家货币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的犯罪活动。
第二十九条 旅游部门应当加强对旅游设施和场所的管理，防止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破坏治安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积极配合公安机关防范和查禁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及时发现通缉在案的犯罪分子。
第三十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应当对其成员和联系的群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帮助正确处理好工作、学习、婚恋、家庭等方面的问题和纠纷；配合有关部门宣传和表彰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先进人物；配合有关部门打击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犯罪活动。
第三十一条 驻省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人民武装部门应当积极组织部队和民兵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支持和配合地方政府搞好社会治安；加强对枪支、弹药的管理，严防盗枪、抢枪案件的发生。
第三十二条 公民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做好家庭安全防范工作。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建立奖惩制度。单位评选综合性荣誉称号和其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及治安责任人评选先进、晋职晋级，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制。
第三十四条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地区、单位及其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治安责任人，由人民政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坚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机构，做到有领导负责、有工作人员、有具体措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成效显著的；
（二）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在打击犯罪、治安防范、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治安管理和安置帮教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成绩突出，治安秩序、社会风气良好，群众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
（三）本地区社会治安持续稳定，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没有发生重大恶性案件，社会丑恶现象得到遏制的；
（四）本单位坚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制度化，内部治安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刑事案件，干部职工没有违法犯罪的；
（五）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做出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三十五条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地区和单位，经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决定，当年不得评选综合性荣誉称号；其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治安责任人，当年不得评选先进、晋职晋级，并视情节由有关部门依照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因领导不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机构不健全，造成本地区、本单位治安秩序严重混乱的；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不落实，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灾害事故，致使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三）对内部矛盾纠纷不及时消除和化解或者处置不力，致使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危害社会治安的；
（四）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有意隐瞒不报、作虚假报告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五）其他不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公民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社会保障，按照《辽宁省奖励和保护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条例》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由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5月26日
工资改革尚需从长计议
张喜亮
2012年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将在第四季度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此案立即引发舆论热议，一些人以知情专家的身份发表言论称，收入制度改革8年无果，缘自“权贵”、“垄断”、“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一些媒体甚至以“《工资条例》夭折谁是幕后黑手”为题发表评论。笔者以为，“黑手”这样的提法及其论述的观点，实在是不够严肃，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从现在公布的情况看，无论是“工资条例”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外界并不知情。其内容是什么，什么人在反对，为什么反对，反对了什么……，诸如此类都没有弄清楚，便因某知情人一说“垄断”者而义愤填膺，显然是不够严肃的。正是从道听途说的所谓“垄断”，便发表狂论：“由于垄断行业的垄断性，掌握着国家命运，也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就拿老百姓的工资水平来说吧，明显的普通老百姓的收入低，可在垄断行业的高工资的参与下，增长了普通老百姓的工资，普通老百姓的工资‘被增长’，于是迷惑了公众的眼睛，更让普通老百姓吃哑巴亏。”这个评论者显然也不知道什么是“垄断行业”和“垄断性”，妄论“掌握着国家命运，也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垄断行业”和“垄断性”怎么就控制了国家和百姓了呢？这样的评论，不可谓不负责任，客观上有制造社会对立之嫌。
众所周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目前我们社会分配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倾向，公民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情况十分显著。有报导：股市改革创业板诞生三年，共制造出735位亿万富豪和2489位千万富豪，而散户股民则亏损30%不止。这样的分化确实令人发指，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这些亿万千万富豪们的收入是违法所得。同理，那些所谓高收入的企业（笔者不想随意使用“垄断”这个专业术语）高管或员工，如果说他们的收入比较高的话，那么，首先要问：他们的收入违法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显然，收入高者依法而高并非个人所为，无可厚非亦无可指责。笔者无意为高收入者们辩护，实际上也想对此进行一些反思。笔者以为，收入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罪不在高收入者，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员工个人。既然不是他们个人所为，他们又何必“夭折”工资条例或分配方案呢？
不可否认，高收入者是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然而，所谓既得利益者从来不是制度的制定者，在全社会制造对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济于事。笔者赞成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制度的制定，每个人都有平等表达意见的权利，法律、政策、制度等等的制定过程需要更加公开，但是，使之满足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诉求，那也是不现实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公平表现在每个公民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同时，每个公民也都有执行依照法律程序制定的法律、政策和制度的义务。如果人大代表不能有效代表我们的利益诉求，我们依法应当罢免之，如果我们的政府首长不能为人民服务，我们选举的人大代表也可以依照法律程序罢免之。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的制定，亦必须遵从这些程序而不是制造社会群体的对立。有人反对，有人赞同，有人弃权等等，都是正常的意见表达，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对不同意见者以鼓噪舆论的方式大张挞伐也有违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真谛。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主要还是我们既往政策的必然结果。比如我们提倡“市场经济”、“效率优先”、“拉开差距”等等，这些提法不仅体现在政策中，甚至体现在法律里。加之执行者片面理解，问题就出来了。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理解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被取义为前半句而忘记了后半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被丢掉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等等。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理论必须透彻才能感召人民而成为前进的动力。不容否认，前三十年的改革我们的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是，“公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今天我们必须严肃认真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尤其要汲取教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须从长计议，万不可操之过急。一个没有实质内容或弄些冠冕堂皇的口号，非但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且必定制度出新的矛盾。
据笔者调查发现，效益好的企业员工收入比效益不好的企业员工收入低，无论效益好或不好的企业内部之普通员工比高管们的收入低，倍受微词的央企高管收入比金融企业高管收入低，收入高的高管们比发达国家（甚至是不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高管收入低……。如此说来，所谓收入高与低，都是比较而言的，就看其参照系是什么。总体分析，笔者发现，综观全球，参照我们国家的GDP总量及其增长速度，我们国家各个群体的收入都不是高的。出现这个问题，还需要反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执行的收入政策，政策的问题出自我们的收入或工资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作为根本制度，其方向是共产主义。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途中也一度臆造过共产主义。取消工资、取消商品等等，正是这样的理论，其实新中国的工资，一直是被作为生活费理解的。国家包揽一切福利，工资仅仅是日常生活绝对必要的费用，如果这个费用不足以维系生活的话，企业或国家会给予救助。改革开放前全国实行的“八级工资制”，完全是建立在生活费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了“工资刺激政策”，奖金作为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纳入了工资，继而还有所谓“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以及“拉开差距”等等。然后就是物价的上涨，与此匹配又加入了“物价补贴”，再后来就是“以三铁精神砸三铁”、“车改”、“饭补”、“房补”、等等。突然一日，全部收入均属于工资，加收工资“税”，又搞捆绑变化为“个人所得税”等等。如此，今天我们职工的工资，也不知道是“收入”还是“所得”亦或是“报酬”。时至今日，关于“工资”这个问题，我们国家无论在理论上、法律上还是政策上都没有个准确的统一用词，更没有统一的定义。“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这些有着严格区分的专业术语，皆被混为一谈。比如说央企高管，其收入明确是被定为“薪酬”的，——这里有薪的部分即工资，也有酬的部分即“奖励”。我们的所谓专家和舆论界却把这“薪酬”拿来与普通职工的“工资”进行比较，如此一来，巨大的差距便出现了；而高管“酬”的部分之“风险”扣除，却没有人理会了。我们不想为高管们的高“薪酬”的合理性作辩护，如果“酬”的部分在核定的企业职工工资控制的总额之中，显然有其不合理性，——因为其挤占了职工工资数额，如果“酬”的部分是从投资人收益支出则无可厚非，——与职工工资之间差距大小没有可比性。笔者认为，制定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首先必须弄清楚工资或收入的概念。若究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缘何迟迟不能出台，根源在此而非谁反对或赞同。
我们所言收入高低、工资差距大小，也需要弄清楚标准。如果没有可比的标准或原则，这个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工资究竟应当是生活费还是其他？从社会各界几乎没有哪个群体对其工资满意的现实来看，问题还是出现在我们的工资内涵上了。如果我们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话，那么，工资就应当是其劳动价值的价格表现，按照这个原则标准，我们国家各群体的现实工资都是低水平的（个别人的个别情况不在此列），与我们国家公布的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相比，包括所谓高收入者在内的全体劳动者的工资都必须大幅度提高，——即便是超过公布的GDP总量与增长的速度也难以弥补欠账。如果选择既往的计划经济制度，所有的管理人员的工资都是过高的，必须减下来，——同时必须承受效率和破坏性的损伤。如果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笔者认为工资政策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大幅度降低所谓高收入者的工资上，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提高低工资者的工资。如此只需要修正我们过去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即可。比如央企高管的薪酬实际上是按照“准市场”的原则确定的，而普通职工的工资则是沿用着计划经济生活费的理论；工资政策改革应当主要考虑普通职工确定的原则，亦可选择“准市场”的标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劳动的价值即不过大地低于劳动价值。无论怎样的选择，笔者以为那种将工资增长交由市场自行解决的办法是不可取的，比如资方自由决定高管薪酬和企业自由决定职工工资及职工工资集体谈判等等。这些做法至少在我们目前情况下还是不具备条件的，并且有极大的社会破坏性，这些破坏性的危害已经和正在被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所证明了的。
三十年前我们的城市改革就是把企业改革当作中心环节，企业改革又是从发放奖金撬动工资收入制度开始的，毋庸置疑，自此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三十年后工资收入的矛盾越来越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是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重新设计我们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反思得好必将开拓出未来三十年的大好局面。然而，工资收入分配制度乃国泰民安之大事，必须从长计议，即从国家、社会和人民福祉的长远大计考虑，做好充分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论证。设计新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要充分考虑下述几个原则性的问题：第一，要解决治国理念问题，如国富民强，还是民穷国强，还是藏富于民，还是国民均分；第二，要在工资政策出台之前先修改既往涉及的工资法律，如工资增长的“两低原则”还是“同步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亦或是“公平和效率兼顾”；第三，要统一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等等概念，严格在相应的层次上使用这些专业术语；第四，要找出社会各界不满意工资或收入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是不满意自己的收入低了，还是不满意别人的收入高了，或是不满意物价水平，或是不满意腐败者的非法所得；第五，要评估改革政策出台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如果无力承受或排除产生的负面影响莫若再潜心研究。国之大事须谋定而后动，切勿急功、操之过急、敷衍塞责，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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