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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死刑临场监督主体新探

卢均晓

一、引言
死刑，又称为极刑、生命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其执行机关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死刑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刑事诉讼法》（以下称《刑诉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这是我国基本法律对执行死刑临场监督（以下称临场监督）最权威、最直接也是唯一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对该规定作出了具体的解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最高法院《解释》）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将罪犯交付执行死刑，应当在交付执行三日前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从字面上看，临场监督主体似乎很明确，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然而究竟由哪一级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由人民检察院哪一个部门临场监督，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各地的检察实践也是见仁见智、不尽相同，主要做法有二：一是由提起公诉的部门临场监督，即“谁起诉谁监督”；二是全部由公诉部门临场监督。笔者认为，上述做法都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临场监督主体问题谈几点浅见。
二、临场监督的级别管辖
根据《刑诉法》关于“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否有权临场监督关键是看同级人民法院是否有死刑行刑权。那么，究竟哪一级人民法院具有死刑行刑权呢？下面对死刑立即执行和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因故意犯罪等原因而执行死刑的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一） 死刑立即执行。根据最高法院《解释》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命令，均由高级人民法院交付原审人民法院执行，原审人民法院接到执行死刑命令后，应当在七日内执行。这里的原审人民法院指的是第一审人民法院，通常是中级人民法院，因为，根据《刑诉法》有关审判管辖的规定，可能判处无期、死刑的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管辖。能否因此就认为死刑案件的原审人民法院或者第一审人民法院就一定是中级人民法院呢？我们认为当然不能。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都有其第一审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并且不能排除作出死刑判决的可能，相反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其次，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包括上级人民法院提审和下级人民法院移送两种情况，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也有可能审判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已有第一审判处死刑（含死缓）的先例，例如，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由此可见，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均有可能成为死刑案件的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说原审法院，根据“交付原审人民法院执行”的规定，他们都有死刑行刑权，与此相对应，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均有权在同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时派员临场监督。
（二） 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因故意犯罪等原因而执行死刑。最高法院《解释》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的，由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认定构成故意犯罪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经上级人民法院或者由本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后，交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这主要因为：一是，死缓罪犯在监狱服刑，在严格的监管之下，不太可能发生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或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二是，在监狱内发生的刑事案件由监狱保卫部门负责侦查，与其级别管辖相对应的是市级检察机关和中级人民法院。因此，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因故意犯罪等原因而执行死刑的案件，一般交由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由罪犯服刑地的市级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
那么，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否有权临场监督呢？笔者认为，由于基层人民法院没有死刑行刑权，同级的基层检察院也不应有临场监督权。但在1996年《刑诉法》实施以前，根据1979年《刑诉法》关于“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规定，曾一度发生将死刑案件下放基层人民法院审判的情况 ，在基层人民法院判决和执行死刑的情况下，同级的基层人民检察院直接临场监督也就顺理成章了。1996年《刑诉法》将该规定删去后，基层人民检察院在临场监督中主要起着协助和配合上级检察机关的作用。
三、临场监督的部门管辖
监所检察是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点是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实行监督。1987年《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细则》规定 “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是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的职权之一，然而，该《细则》第九条又规定“监所检察部门起诉后经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和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核准交付执行死刑时，应当派员临场监督”，将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的范围局限于本部门起诉后判处死刑的案件，其言外之意就是“谁起诉谁监督”。那么，其他部门起诉后经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究竟应当由哪个部门临场监督呢？笔者认为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而不是公诉部门或者其他起诉部门。理由如下：
（一） 从法律规定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刑诉法》共有四编，将刑事诉讼划分为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阶段，第四编规定了死刑（包括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八种刑罚的执行程序。《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称最高检察院《规则》）在第十章第五节规定了上述刑罚的监督程序。虽然《刑诉法》和最高检察院《规则》都没有对刑罚执行监督部门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不难看出法律的本意是将各种刑罚的执行和监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范，如果由监所检察部门担负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的执行监督，由公诉部门担负执行死刑临场监督，将执行死刑割裂于包括死缓在内的刑罚执行监督之外，明显有悖于法之本意。
（二） 从职能分工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最高检察院《规则》第十章，将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分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事判决、裁定监督、执行监督五个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和长期的检察实践，侦查监督部门主要负责立案和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主要负责审判监督和刑事判决、裁定监督，监所检察部门主要负责执行监督。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监所检察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更加明确的指出，监所检察工作的重点就是刑罚执行监督。执行死刑是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应当由刑罚执行监督部门也就是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由公诉部门承担临场监督，不仅削弱了其公诉和审判监督的本职，而且人为将执行监督职能一分为二，造成各部门职能的混乱不清。
（三） 从保障人权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刑事案件经过侦查、起诉、审判，到执行便进入了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阶段。《刑诉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人权，尽量避免同一司法人员以不同权利或地位参与同一刑事案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刑事诉讼阶段，如：参加过一案侦查、起诉的侦查、检察人员，如果调至人民法院工作，不得担任该案的审判人员。该规定的主要意义在于防止刑事诉讼上的“角色冲突”和“先入为主”② ，避免因此影响司法人员对案情全面、客观的了解和判断。由案件公诉人进行临场监督，实际上是公诉人以公诉权参与起诉程序之后又以执行监督权参与执行程序，这样做对于罪犯合法权益的维护显然十分不利。
（四） 从监督效果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在监管场所设置派驻检察室（院）是检察机关履行监所检察职能的组织保障和重要手段。派驻检察干警自死刑犯进入监管场所之日起，就对他们进行了重点观察和教育，有条件对他们的生理、心理等情况进行了解，有条件对他们的判决是否有错误、是否喊冤、是否有检举揭发和重大立功、是否怀孕等情况进行掌握，有条件对他们的提解以及遗书、遗言、遗物、遗款的清理工作进行监督，如果是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的派驻检察室（院），则可以直接由他们临场监督，即使是基层院的派驻检察室也能够为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的临场监督提供第一手资料，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从而提高临场监督的效果。例如，1984年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云南省某看守所在押人员文某、杨某死刑，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并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执行前二人喊冤，并要求监所检察干警提审。经复查，二人只有猥亵、追逐一女青年等流氓行为，所谓轮奸的犯罪事实系办案人员刑讯逼供所致。据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文某有期徒刑12年，改判杨某有期徒刑10年。
（五） 从死刑执行方法改革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实践中有的同志提出，监所检察顾名思义就是对监管场所内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察，其职权范围应限于监管场所，因此不能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一是对监所检察部门职责的理解存在片面性。监所检察部门不仅要监督监管场所内的执法情况，而且还要监督公安机关监外执行情况、打击监内和监外罪犯的重新犯罪活动，更确切的说监所检察部门的职责包括监所检察和刑罚执行监督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相互交叉却并不重合；二是对执行死刑的场所和方式的认识存在片面性。根据《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可以在刑场或者指定的羁押场所内执行。随着死刑执行方式改革的深入，在特定的羁押场所内采用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已是行刑人道主义和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

论 强 制 缔 约
——理念及概念化解析

崔明石 孙阳华

内容摘要：现代契约法表现为对绝对契约自由的规制以体现根本的契约正义。强制缔约正是为防止被强制方滥用其权利，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践行契约正义。我国理论界和实务中对于强制缔约理论的认识，还处于概念厘清的初步阶段。本文通过对强制缔约的内涵、外延的分析以及与契约正义的联系，以期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契约自由，契约正义，强制承诺，强制要约

Inde datae leges ne fortior omnia posset.——拉丁法谚***

在市场交易中，一些具有天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如邮电、电业等公用事业，以及从事公证人、医师、药剂师、护士等职务的人，由于其职务具有公共性或公益性和行业自身的性质，若听任其自由决定是否缔约以及选择当事人，必将伤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因此，法律规定上诉企业或个人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相对方的缔约要求。强制缔约的出现是20世纪以来合同法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
一、强制缔约含义的理论学说
关于强制缔约的含义，理论界有两种不同观点。根据各种观点对其内涵和外延区分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
(一)狭义说
德国学者认为强制缔约是指“根据法律制度规范，为一个受益人的利益，在无权利主体意思拘束下的情况下，使一个权利主体负担与该利益人订立具有特定内容或者具有应由中立方指定内容的合同的义务。” 我国台湾的学者多是依据此含义来进一步对强制缔约加以解释的，“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易言之，即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诺。” 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公用事业或与公众福利、健康有关的事业，法律限制其订约自由以及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如无正当理由，应该与该相对人订立契约，此种情形称为强制订约。” 有的学者认为，基于公共利益，法律限制当事人缔结契约的自由，强制其缔结契约，这就是所谓的强制契约或契约缔结之强制。根据狭义强制缔约的观点，如要约人提出要约，受要约人在正常情况下，必须与要约人缔结契约。因此，狭义强制缔约又可以称为强制承诺说，即受要约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对要约人做出承诺，必须与提出缔约请求的要约人缔结契约。对受要约人强制结果是其同时丧失了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与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二)广义说
近来学者通过对契约自由限制的深入研究，认为强制缔约是对否定性成约自由一种的限制 ，其又可进一步分解为“内容型强制缔约”和“对象型强制缔约”和“强制承诺”三种，这无疑对强制缔约内涵的理解起了推动作用。
1、“内容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从事积极行为以订立某种类型的契约。内容型强制缔约意味着当事人必须缔结契约，但可以自由选择相对方当事人。如出租车司机必须与保险公司订立责任保险契约，但与哪一家保险公司订立，出租车司机有权自由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出租车司机是要约人，强制缔约的强制结果是要约人仅丧失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
2、“对象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只能与某些特定相对人订立契约。对象型强制缔约意味着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缔结契约，但一旦其决定缔结契约，就必须和某一特定相对人缔结契约。如所有人决定要出卖房屋，在同等条件下只能与承租人订立买卖契约，不得将房屋出售给其他人。此时，房屋所有人是受要约人，强制缔约的强制结果是受要约人仅丧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3、“强制承诺”是指法律对义务人附加承诺的义务。强制承诺意味着当相对人提出缔约要求时，当事人必须与其缔结契约。如当危急病患要求诊治时，在具备应有的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必须与其缔结医疗契约，为其诊治。此时，医疗机构是受要约人，强制缔约的强制结果是受要约人同时丧失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与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与狭义强制缔约观点不同的是，广义强制缔约观点认为强制缔约不仅包括强制承诺，而且强制要约也是其必然之意。强制缔约的强制结果是要约人或受要约人或同时丧失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与选择相对人的自由；或仅丧失其中的一种。因此，有学者认为：“广义的强制缔约不仅包括受要约人对要约人的要约有承诺的义务的情形，而且也包括特定的主体有向他人发出要约的义务的情形”。
二、强制缔约的概念化剖析
时至今日，正义 “关注的是使一个群众的秩序或者社会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标和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 换言之，衡量任何一种法律的正义性是以促进社会进步，及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的。强制缔约法律制度正是为了践行契约正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保障弱者的权益而出现的。在合同的订立两个环节——要约和承诺，针对弱者议价能力失衡的事实，应对强者的缔约自由进行限制。从法理的角度来看，上文之广义说更具有合理性。同时，强制缔约义务是缔约过程中的为居于事实地位上的强者而设定的一种义务，此义务应为一项法定义务，无合理的事由，违反此项义务，应承担一定法律责任亦是必然之意。基于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强制缔约是指基于法律和惯例，负有义务向他人发出欲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或负有义务同意他人要约的意思表示；合同的相对方，非有合理事由，不得拒绝，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界定表明：
（一）对缔约义务人强制的力量来源于法律或惯例
强制缔约法律制度为了市场运行过程中的正义和秩序的立法的目的，“而把私人的活动导向特定的目的并有利于特定的群体” 。其本质在于，为了经济上特定的弱者利益而限制契约自由，依据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的原则，来平衡合同双方的议价能力，并使经济上强者的财产权承担一定的义务。在强制缔约的情形里，缔约成为一项义务，而不再是一项个人之权利，此“义务之负担，不必尽由义务人之意思，……为使社会共同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人负担特定之义务” 。对缔约义务人的强制力量来源于法律或惯例，而非行政命令，也非当事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客观情况。
（二）强制缔约包含要约和承诺两种意思表示
强制缔约包含强制承诺和强制要约两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把强制缔约等同于强制承诺，不仅是制度体系缺少完整性，而且也忽视了现实生活里关于强制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和承租人、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等一个个现实中的实证类型，这根本不利于法律对弱者利益的根本保障。强制缔约义务虽是一项法定的义务，但缔约契约仍然需要通过要约和承诺的过程来实现。义务人有义务订立合同，其并不意味着合同已然成立。至于有时法律规定在义务人不履行缔约义务的时候，合同视为在当事人之间成立则是例外，笔者认为可视为民事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同时，从其他国家法律立法例来看，缔约义务人在有正当理由不为承诺时，应主动向相对人作出解释；其沉默意思表示将被视为作出承诺，合同即告成立，以避免将相对方置于不利的境地，使合同状态得到确定。
（三）缔约义务人仅在要约人的缔约请求合理的情况下才负有缔约义务
对缔约义务人缔约自由的进行限制是为了防止其滥用权利，保护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然而，任何限制都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度”，否则便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不仅违背了制度设立的本意，亦无法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如果对于要约人的任何缔约要求，受要约人都有承诺的义务，便在实际上促成受要约人缔约自由不合理行使向要约人缔约自由泛滥的转变，同样会造成权利义务的失衡。因此，法律应规定受要约人仅在合理情况下有缔约义务。对于正当理由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综合判断。首先，要约人的法律行为应遵守法律的一般规定，同时也要符合社会一般的道德伦理标准，符合公序良俗。其次，受要约人的服务范围、服务能力等决定了其是否有能力且是否有必要对要约人的要约予以承诺。唯要约人的要约符合其服务范围、服务能力和服务区域内等，始有契约的义务。对超出上述限制的缔约请求，应视为有合理的理由，义务人有权予以拒绝。
（四）义务人缔约义务的违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只有规定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才能督促其更好地履行义务，否则将使法律强制流于形式。对受要约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缔约的行为施以法律的惩罚，有利于缔约义务人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进行预测，从而减少或消除受要约人不依法缔结契约的违法现象，对于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重要意义。若受要约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缔约，给要约人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三、强制缔约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要准确地界定某一个概念，只单单地为此概念给出一个抽象的定义是不够的，还要将其与一些易于与之混淆的概念进行一下区分。
（一）强制缔约与格式合同的区别
在格式合同中，由于消费者不能对条款拟定方提出的条款进行任何变动，从而使其亦有某种强制色彩，诚如学者所言，普通契约条款往往成为企业者乘相对人之无知或者无经验，依其片面立法之实施，强制不当契约内容之缔结。 但强制性合同与格式合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首先表现为强制性的渊源不同。强制性合同的强制力量源于法律或惯例，而标准合同是源于条款拟定方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客观优势；其次，两者在强制的内容上也存在差异。强制性合同中的强制是指在订约的过程中法律强使一方负有为相应意思表示的义务，而在标准合同中则基于缔约双方经济地位之悬殊，使得条款拟定方的意志在订约的过程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和支配地位，相对方的意志无法对合同的内容产生影响。另外前者是对意思自治的限制，后者是对意思自治滥用。
（二）强制缔约与命令契约的区别
命令契约是指国家或者国家机关依据法律规定，以命令替代当事人间之合意，而产生某种法律关系。国家机关利用命令契约的目的在于控制私人间的交易或分配活动，通过国家的意志实现来社会资源或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移转。强制缔约与命令契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在强制缔约的场合，虽然法律课以受要约人以承诺的义务，从而使其契约自由受到限制，但相对方仍然享有要约自由，仍有缔约的意思存在；而在命令契约的场合，则不问当事人双方是否有缔约的意思，国家机关依其法律关系之形成行为，使私人之间发生与成立契约同样的法律关系。前者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合理限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平等与自由，后者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违背，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自由意志的极端干涉。因此，虽然两者都体现了国家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但是命令契约是把交易纳入国家生活秩序之最高契约形态，甚至有学者认为，命令契约因非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已失契约之真正意义。

*** Laws are made to prevent the stronger from having the power to do everything.汉译：法律旨在防止强势者为所欲为.

1梅迪库斯著：《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湛译，法律出版社，2004，第70页
2王泽鉴著：《债法原理（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3施启扬著：《契约的订立与履行》，正中书局 1979年7月版，第24页
4彭亚楠“解析‘契约自由’”，《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易军：《强制缔约制度研究》，载于《法学家》，2003年第03期
6[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第252页
7[美]哈耶克著：《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第221页
8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9杨崇森：《私法自治制度之流弊及其修正》，载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
10孙森焱著：《民法债编总论》，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