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工伤保险条例》存在严重错误
———社会科学探究系列文章
岩石松2011.12.08
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改革开放中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社会各个方面在加速进步完善中。可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人意之处，就拿2010年12月20日修订版《工伤保险条例》【本文简称“2010条例”】来说，它相对前它的前身【简称“2003条例”】存在着严重错误，会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产生严重问题。
“2003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这本是法学家制定的一条深得民心的法律条文，但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如下两个麻烦：一是个别法律意识淡薄的国企老板和私营老板，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把国法当儿戏，因拒绝给受害者【本文专指因事故原因，在人身方面受到严重伤害者。下同】报工伤而与之对簿公堂者比比皆是。个别国企老板因怕自己的安全承包奖受到影响，而不惜损害受害者权益；而私企老板怕自己的钱受损失，而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向受害者，以各种理由、说辞拒绝报工伤。这两种人其实都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一丘之貉，是属于人品极为低下者之列。二是后来发生了火车撞人事件，单位硬抵赖说火车不是机动车，不予报工伤，死者年迈的母亲几经周折、历尽艰难，终于讨回了公道。于是就出现了“今日说法”曾播出的“火车是个啥玩意？”节目中出现的记着满大街进行民众调查火车究竟是不是机动车的场面。火车竟然不是机动车，难道是人力推车吗？多么可笑、荒唐啊！就在一本字典中才找到了答案，老大娘才胜诉。这么简单的概念，竟然好多人不明白。用机器作动力而非人力推动行驶的车，就是机动车吗。认为火车不是机动车的人，文化、概念还不如普通百姓，难道不令人感到可笑吗？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上班路上的交通事故具有双重性质，已经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管辖的范围，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制定此条是多此一举，应该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取消此类条文，大众及法学界持此观点者比比皆是。现实中发生问题后，有的受害者只选了其一做了断，而个别受害者认为两法都适用，于是既让肇事司机进行了赔偿，又追究单位报了工伤。持取消观点者，他们不就是看到了个别受害者从表面上看是捡了大便宜吗？实际上他哪有什么便宜可言？险些丢了性命，苟活着也是严重残疾，此生完了，终生等于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要忍受那难以忍受的惨痛折磨，如同判了无期徒刑。有钱有什么用？何况会因此而贫穷。即便陪点钱作补偿，也是等闲，因为无法享受、从此再无幸福可言。再说，无论执行这其中那条法律的大额赔偿，最终还不是通过保险公司渠道，最后属于国家赔偿吗？这医疗发票仅此一张，这里报销了，那里就不可能报销。那大额赔偿都要通过伤残鉴定的，无论采用那条法律，哪有国家对一个伤残鉴定等级重复赔偿两次的？说他占了什么大便宜从何谈起？我们发表议论总不能随自己异想天开、信口雌黄吧？应该多动动脑筋、多加分析、实事求是吧？既然国法有规定，受害者选择采用两种法律同时补偿自己的损失，也是无可厚非的。这在现实生活中也合乎逻辑：比如，一个人既是党员，又是单位的职工，那他就具有了双重身份，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他必须参加，单位的正常工作、其他活动等，他也得必须执行、参与吧。那上班路上的交通事故同样具有双重性质，其一他是因要去上班而发生了意外交通事故导致工伤，其二又是发生在道路上的交通事故，故两法同时适用也是有道理的了。和前面列举的日常生活中那个例子有何异同？交通事故都是无法预测的意外，谁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做那样危险的赌注吧！？
由以上多种因素，就引发了对工伤保险条例的大讨论，记得曾把讨论结果在CCTV1公布说：修改后对上班路上受到机动车辆伤害视为工伤一条去掉了。就在讨论期限已经结束时，笔者利用互联网给国务院发了一条非公开建议，论点、论据也相对充分。以胡锦涛、温家宝为核心代表的在关注民生方面最有成效的这届国家领导人，最终还是采纳了我代表大众的个人意见，把该条保留了下来。于是在“2010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做了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笔者经认真分析就认为本条存在严重错误，应该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去掉，改为：“在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工具伤害而造成重伤以上的”视为工伤”，这交通工具就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等，当然也包括飞机、摩托车、自行车。但目前在我国，不存在坐飞机上班的情况，将来可能会有，所以这样修改有前瞻性。摩托车可能致人重伤，甚至死亡，不可忽视。但自行车不可能致人重伤，所以改为交通工具，也就不但对自行车没多大妨碍，反而把摩托车自动包含在其中了。就没必要逐车列举，写得那样繁琐。当然立法者当时的意图可能是在此对“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这些，进行了特别说明与强调。在赔偿部分应加注“上下班途中因受到交通工具伤害而造成的工伤，在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后，只能获得来自一方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最终来源于哪一方，由受害者本人选择。或由肇事司机按主次要责任合理比例先行赔付，余额由工伤部门补全。其他待遇按工伤待遇执行。对造成受害者死亡的，应按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界定的主次要责任方，按合理比例优先让肇事者先行赔偿，下余部分由死者生前的用人单位参保的工伤部门，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应等级赔偿标准补全”，这样才合乎情理。理由如下：
如果不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去掉，那交警部门现场勘察，如果认定了受害者是主要责任，那肇事者也不会赔偿多少的，同时不属于工伤所管了，就让受害者及其家属自己承担。万一那天我们大众中的一员遭难了，那不就等于自认倒霉吗？这样的法律对人民大众有什么意义？既然没有意义，我们何必制定有关保险方面的法律？谁遭难谁倒霉，不是更合乎逻辑的老自然吗？它符合我们目前倡导的以仁爱为主导的和谐社会吗？祸从天降往往是人生中的偶然事件，小到黎民百姓、上至王孙贵族，历来没有人敢对自己在这件事上打包票。
如果不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去掉，那不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了：如果受害者真是主要责任者，受害者因怕自己被认定为主要责任造成无人管的结局，反而可能不得不向肇事者及交警部门行贿求情、求助作假，但作假会使肇事者在经济等各方面受处罚加重，这些加重的代价要受害者私下承担，交警部门的个别工作人员，可能会因对受害者的同情而满足受害者的苦求，因而知法犯法，从受害者处得利而参与弄虚作假。因为只有受害者、肇事者、交警部门三方联合串通来弄虚作假【认定书中把受害者本是主要责任有目的地假编为次要责任】，最后还不是在共同欺骗国家工伤保险基金吗？这不是把受害者推向火坑吗？连救命钱可能拿不出来，还被逼迫要花钱去讨好肇事者与交警部门来弄虚作假，这不是鼓励肇事者继续肇事、纵容交警知法犯法、使受害者雪上加霜吗？难道要这样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是什么逻辑的法律？国家高级领导人日理万机，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我们的人大部门、法学研究部门、立法部门，党和人民信任你们，赋予你们至高无上的法律特权，你们在自己的工作上如此不负责任，能说得过去吗？这本是稍微动点脑经，就能经逻辑推理想到的司法后果，却简单地用加注“非主要责任”字样而忽视之。好像一切交通事故都是人们有意造成似地，你只要被判定是主要责任，虽然你是严重受害者，生命在奄奄一息，你就该死而无人救助吗？我们的保险法律制定到如此的司法结局，还有保险的意义吗？就算年轻的娃娃法学博士缺乏司法实践经验，那我们年长的博士后、法学老专家们，难道也无司法实践经验吗？计算机是人制造发明出来的机器，也知道遇到麻烦题解而放慢速度运行的，何况我们是掌管万物的最聪明的人类啊！我的批评可能有点过之，但如果是因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倒是情有可原。而问题恰恰反映出是因我们工作的不认真而造成的疏忽大意，是不能随便原谅、容忍的，应该警钟长鸣。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是一件非常复杂、繁重、庄严而重要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不然会产生众多冤魂的，我们应该抱着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法律工作。就对法学家们历尽艰辛制定的相当完好的一部法律来说，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碍、干扰、问题，如果法律在制定中本身就存在着严重问题，那这样的法律在社会实践中一定是短命的，执行不了几天会被社会所抛弃、淘汰。当然，法学工作者们对国家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是主要的、是值得肯定的，存在缺点错误也在所难免，只要我们及早发现并修正问题就是了。笔者认为：李鹏同志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领导制定、完善了好多法律，为中国的法律填补了空缺，为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今日说法节目，为法律在我国平民百姓中的普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笔者同全国人民一道，对研究法律、制定法律及司法、普法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一切个人和团体，深表真诚的敬意与谢意！
如上加注后，也就同时解决了两部法律重叠而不好处理赔偿的交叉问题。既打击了交通肇事犯罪，又避免了交警知法犯法的可能，更有力地保护了受害者的权益，也就等同于用法律保护了人民大众的合法权益，因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社会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该条例的立法、修订意义。
是年龄误告还是涉嫌保险诈骗罪？

?????对帅英案的思考

卢艳芬、 韩秀峰

（卢彦芬：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检察院检察长 韩秀峰：河北省保定市北市

区检察院一级检察官）

一、案情简介
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有庆镇财政所工作的帅英，于1998年、2000年两次为其母亲张宗碧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渠县分公司投保康宁终身保险。据康宁终身保险条款规定，“凡7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身故后，保险公司将赔付基本保额3倍的保险金”。也就是说被保险人年龄不得大于70周岁，且必须身体健康，可在1998年投保时帅英母亲就已是77岁高龄。在向法庭申辩时，帅英陈述其母在乡政府的集体户口由于其他私人原因，在投保前户口上的年龄己经修改过，她在第一次投保时曾经问过保险业务员，业务员说按户口情况填就可以；第二次投保时她照样问过，业务员让她照第一份保单的内容来填；当2001年帅英母亲过八十大寿时，镇代办所的一名保险业务员还前来贺寿吃酒。2003年帅英母亲身故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渠县分公司进行理赔调查，在和一名保险业务员商量后，帅英再次修改其母入党申请书上的年龄作为理赔凭证。在她获得27万的理赔金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收到十多个称帅英母亲年龄有假的匿名举报，达州市分公司接到省分公司转来的举报信后立即报案。2003年7月15日，达州市公安局受理此案。7月23日，达州市公安局对帅英涉嫌保险诈骗立案侦查，7月24日帅英被警察以其违反我国现行刑法第198条第1款所列的虚构保险标的、犯有保险诈骗罪为由逮捕，并先后两次关进看守所，第一次85天，第二次143天。
帅英两次修改母亲年龄的事实确凿，但是在以后的法院审理中就她是否犯有保险诈骗罪却难下结论：最开始承接此案的渠县检察院认为帅英无罪，做出不起诉的决定；随后达州市公安局要求复议此案，达州市检察院复议后觉得渠县检察院的法律适用有问题，于是指定另一个检察院——大竹县检察院起诉，大竹县检察院认为帅英的行为属故意诈骗，但大竹县法院没有支持大竹县检察院的观点，以“投保距离案发超过两年，帅英的投保行为己经产生法律效力，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为由宣告帅英无罪；其后，大竹县检察院提起抗诉，市检察院支持再度公诉，在达州市中院审理时未能形成统一意见，随后报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悉四川省高院同样未能形成统一意见，此案最终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二、本案的民法学思考
从民法的角度，本案应作何判断，存在以下焦点问题：
1、如何处理《保险法》第5条与第17条、第54条的关系
《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条款规定了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最大诚信原则。可以说，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首要原则，它对保险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保险法的具体规定不应与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否则，应视为无效。
　 《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该条款是关于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是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
《保险法》第五十四条：“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在扣除手续费后，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充保险费，或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的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将多收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该条款在保险法上被称为不可抗争条款，是对投保人不如实申报被保险人年龄的法律后果的规定。
通过对本案的分析，不难看出在具体适用哪个法条上出现了争议。这里涉及一个民法理论问题，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上，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是：能否以诚实信用原则修正现行法上的具体规定?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主张，计有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否定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仅仅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没有修正现行制定法的功能，其理由如下：(1)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2)防止法官滥用诚实信用原则而任意修正法律，违反依法裁判的基本原则。肯定说认为，法律的标准应为人类的最高理想，诚实信用原则即是最高理想的体现。如果法律规定与最高理想不合，则应当排除法律规定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我国也有学者支持肯定说。［1］
我们认为，在具体规定与法律原则相冲突的情况下，应该适用基本原则，因为基本原则是立法精神之所在。为什么会出现冲突，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立法技术原因，也可能是立法时的社会局限性造成的，还可能是其他原因。但是，立法精神是立法的总的指导原则，是法的适用的最终归宿，所以应该是至高无上的。
2、《保险法》第54条是否存在立法缺陷
有学者称《保险法》第54条存在立法缺陷，应该修改。［2］不可抗争条款无论在大陆法系的保险法中，还是在英美法系的保险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3条规定：“保险人在契约订立后经过十年，即使发现要保人在缔约时有违反其应尽的告知义务，也不可以解除契约。但要保人恶意违反者，不在此限。”
我国澳门《商法典》第1041条规定：“(1)如投保人之不声明或不正确声明能影响风险之评估，则导致第974条及第975条所规定之后果。(2)然而，保险人不仅得于订立合同起一年内或短期合同中所定之更短期限内行使因不声明或不正确声明而生之权利。(3)如投保人之行为属故意，则不适用上款之规定，”
在美国，不可抗辩条款通常规定为：“本契约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内有效，经过两年后定为不可抗辩，但是欠交保险费时除外。［3］按照1950年的统一个人意外与疾病保险单条款示范法，健康保险合同中的抗辩时效限制条款，是指保单签发3年后，除非投保人存在欺诈性的不实告知，否则，保险人不得对合同提出异议，也不得对被保险人的伤残或疾病拒绝给付保险金。［4］
通过比较德国、我国澳门地区以及美国的保险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投保人恶意或故意不告知，那么其法律后果是排除不可抗争条款的适用的。
众所周知，在保险法理论与实务中，故意造成保险事故或故意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都构成保险人的免责事由，从这一点出发，《保险法》第54条的立法原意是因过失申报的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而不受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的限制。所以，对该条文应作限缩解释，即投保人恶意或故意不告知真实年龄，保险人可随时解除合同。
3、《保险法》第17条对本案的适用
在本案中，帅英通过修改其母亲的户籍档案和入党申请书，达到让其母亲的年龄符合投保条件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三、本案的刑法学思考
帅英的行为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是各方争论最为激烈的焦点问题。
我国《刑法》第19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1、年龄是否属于保险标的
《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也就是说，针对人身保险合同，保险标的是指人的寿命和身体。那么年龄是否属于保险标的？进一步讲，年龄是否等同于寿命？
帅英的辩护人认为，按照《保险法》第12条之规定，保险标的是指人的寿命和身体，年龄不属于保险标的。
抗诉机关则认为，尽管保险标的中没有明示年龄这一项，但年龄与身体、寿命密切相关，年龄应该属于保险标的的范围。
如果从字面上看，年龄与寿命不是一个概念。但问题是《刑法》第198条规定的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的标的到底指的是什么？由于帅英为其母亲投保的是康宁终身保险，所以保险标的应该是其母亲的寿命和健康。那么年龄与寿命能否分开呢？我们认为无法分开，人的寿命是以年龄作为衡量标准的，离开了年龄，寿命将无从谈起。那么健康与年龄是否密不可分呢？一般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的健康会逐渐衰退，直至生命的终结。我们不排除一些特例，健康与年龄无关，但是这样的例子是少数，不能改变年龄与健康的最终关系的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年龄应该属于保险标的。
2、是否故意虚构保险标的
虚构保险标的，是指行为人为骗取保险金，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保险对象而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5］
帅英母亲张宗碧在1998年投保时已是77岁高龄，而帅英为了达到投保的目的，通过篡改户籍资料和入党申请书的档案材料，将其母亲的年龄改为54岁。该行为是否构成虚构？很显然，54岁的张宗碧是不存在的，她现在的真实年龄是77岁。也就是说，保险标的是不存在的。既然保险标的不存在，通过编造这样的保险标的进行投保，当然构成虚构。
四、保险业务员的行为对本案的影响
《保险法》第125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代理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保险法》第128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保险代理人为保险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有超越代理权限行为，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并已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代理人的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保险代理人与保险人之间形成代理关系。代理人的行为可以视为保险人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法律后果。
帅英屡次强调篡改母亲年龄都是在保险业务员的授意下进行的，所以，责任不在自己。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不利的后果。
如果帅英所言真实，并且有证据证明保险业务员的确实施了这些行为的话，那么业务员的法律责任应当另案处理，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结合本案，如果要讨论该合同的性质的话，我们认为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的情形，该合同是无效合同。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