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
煤安监办〔2012〕3号
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管、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有关中央企业：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确定的年度工作要点，现将《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并及时上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
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要点
2012年煤矿安全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国发〔2011〕40号，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以下简称国务院《通知》）精神，以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为总要求，以深入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为载体，以落实责任、打非治违、瓦斯防治、整合技改、科技支撑、基础管理为主要措施，全面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和“三项建设”，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实现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以煤矿安全生产的新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根据上述总体思路，突出抓好以下9个方面、38项重点工作：
一、严格监察监管执法，落实煤矿企业主体责任
1．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总局“两报一站”及相关媒体，大力宣传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系统贯彻落实国务院《意见》的好做法，积极参加以“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一个安全生产月活动，及时宣传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重大活动，宣传典型经验和先进人物，努力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舆论氛围。
2．狠抓措施落实。督促各地细化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的措施，把国务院《意见》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按照总局统一部署，对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3．强化监察监管执法。严格执行执法计划，开展“三项监察”，落实监管监察工作“十项要求”；继续推广集中、解剖、示范和异地监察等执法方法，强化对煤矿重大隐患的跟踪执法，提高执法效果。
4．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落实煤矿企业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督促煤矿企业严格安全生产管理，严格执行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定期向监管监察部门汇报安全生产情况，切实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二、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规范煤矿安全生产秩序
5．健全“打非”机制。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地方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执法机制，加强日常执法、重点执法和跟踪执法，形成“打非”工作合力。
6．突出“打非”重点。以无证、证照不全或过期，关闭后又擅自生产，超层越界开采，停产整顿以及新建技改、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煤矿为重点，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
7．强化“打非”措施。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进一步落实停产整顿、从重处罚、关闭取缔、严格问责等“四个一律”措施。
三、强力推进先抽后采、综合治理的治本措施，深化煤矿瓦斯防治
8．建立健全瓦斯防治能力评估制度。配合有关部门落实《煤矿企业瓦斯防治能力评估办法》，对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开展瓦斯防治能力评估。经评估不具备煤与瓦斯突出防治能力的煤矿企业，要坚决停止生产，提请地方政府关闭或由具备瓦斯防治能力的煤矿企业对其整合或重组。
9．落实瓦斯防治主体责任。贯彻落实全国煤矿瓦斯防治现场会精神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瓦斯防治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1〕26号）要求，督促煤矿企业进一步落实瓦斯防治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瓦斯防治工作“十条禁令”，健全瓦斯防治制度，确保瓦斯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10．落实煤与瓦斯突出防治措施。监督煤矿企业严格执行《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落实两个“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特别是认真制定开采保护层、预抽煤层瓦斯等区域性防突措施并严格组织实施，确保在区域性消除突出危险后再安排采掘作业，切实做到不采突出面、不掘突出头。
11．强力推进瓦斯抽采达标。督促煤矿企业严格执行《煤矿瓦斯抽采达标暂行规定》，建立瓦斯抽采达标自评估制度，把瓦斯抽采达标能力作为矿井生产能力核定的重要约束性指标，组织开展瓦斯抽采达标监督检查，切实做到先抽后采、抽采达标，实现抽、掘、采平衡。
12．强化瓦斯防治现场管理。建立瓦斯零超限管理制度，强化通风、瓦斯管理，完善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严格监督检查，落实瓦斯超限责任追究和停产整顿制度。
13．组织开展瓦斯等级鉴定。严格执行《煤矿瓦斯等级鉴定暂行办法》，严格瓦斯等级鉴定程序和标准，认真做好瓦斯等级鉴定工作。
四、加大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14．坚持严格准入和有序退出。停止核准新建30万吨/年以下的高瓦斯煤矿和45万吨/年以下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继续淘汰落后煤矿和存在煤与瓦斯突出、自然发火、冲击地压、水害威胁等重大隐患，经论证在现有条件下难以有效防治的煤矿等，进一步优化煤炭产业结构。
15．规范企业兼并重组。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46号）要求，按照尽量减少开发主体的要求，督促指导参与兼并重组的各方，明确主体、落实责任，加强管理、加大投入，提高防范事故能力。
16．积极推动整合技改。督促指导各地贯彻执行《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资源整合技改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煤监〔2010〕185号）精神，严格技改审批手续，按程序、按标准组织实施技改工程，从源头上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
五、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提升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17．全面推进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组织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互检活动，未达标矿井要停产整顿，已达标矿井要巩固提高，实现岗位、专业和企业动态达标。
18．认真抓好煤矿班组安全建设。加大班组安全建设新典型、新经验的推广力度，推进煤矿企业落实班组安全建设规划，完善班组安全建设长效机制，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
19．强化安全培训教育工作。健全完善煤矿安全培训体系，建立一批煤矿安全培训教育示范基地，提高全员培训、技能培训、重点岗位培训质量，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技能。
20．加强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管理。修订《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管理办法》，指导推动地方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开展生产能力核定工作，控制开发强度，严禁煤矿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
21．监督检查中央企业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属地管理原则，推动省市两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加强对驻地中央企业煤矿的日常监管；落实统计分析制度，定期组织交流分析，提升安全监管水平；适时组织督导调研，检查指导中央企业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22．认真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总结推广神华集团安全生产经验，加大对神华宁煤班组建设、淮南矿业集团瓦斯治理、广西百色小煤矿机械化等典型经验，以及山西、河南、河北和内蒙古等地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经验的推广力度，引导推动全系统学习先进经验，促进煤矿安全生产水平提高。
六、强化专项整治，全面深化煤矿重大隐患排查治理
23．健全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制度。严格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在中央企业煤矿和国有重点煤矿率先建立重大隐患信息管理系统，切实做到隐患排查治理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
24．开展煤矿重大灾害专项整治。推动地方政府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落实灾害防治计划和防范措施，督促煤矿企业认真抓好矿井瓦斯、水害、火灾和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防治工作，并开展专项督查，对整治效果进行评价，确保整治到位。
25．大力推行煤矿安全风险预控管理体系。推行《煤矿安全风险预控管理体系规范》，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管理体系，制定科学严谨的隐患排查标准，建立清晰明确的责任制度，强化监测监控、预报预警，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26．强化职业危害防治工作。认真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牢固树立“瓦斯超限是事故，粉尘超标也是事故”新理念，建立健全煤矿职业危害申报、职业卫生“三同时”、技术服务等规章制度，组织开展煤矿职业危害专项监察，着力推进煤矿职业安全健康工作。
七、强化科技支撑作用，提升煤矿安全保障能力
27．继续深入推进煤矿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健全“六大系统”建设规范、标准，组织开展规范宣讲和技术服务，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煤矿企业按规定完成建设完善任务。
28．深入开展煤矿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组织好国家“十二五”规划科技支撑项目“深部及中小煤矿灾害防治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的实施工作，积极推广广西右江矿务局等企业采用雷达探水设备加强水害防治的成功做法，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29．加快示范矿井建设。建设煤矿瓦斯、水害和冲击地压防治技术示范矿井，探索不同地质条件下煤与瓦斯共采模式，发挥区域示范引导作用。
30．加快推进小型煤矿机械化改造。充分发挥政策导向扶持和典型经验示范带动作用，认真落实《关于推进小型煤矿机械化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煤行〔2010〕178号），推动各地落实发展规划，力争年底前小型煤矿采煤机械化和掘进装载机械化程度分别达到45%和70%以上。
八、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加快建设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31．继续完善煤矿安全生产法规标准。进一步研究制（修）订《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考核标准》、《煤矿班组安全建设规定》、《煤层气开采安全规程》等规章标准，出台《煤矿安全培训规定》，适时启动《煤矿安全规程》的修订工作。
32．不断完善煤矿安全生产经济政策。继续研究制定小型煤矿机械化改造措施，出台煤矿安全生产经济政策，推动地方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加强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督促煤矿企业足额提取、规范使用安全费用。
33．完善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机制。选择重点地区开展督导调研，尤其对部门间协调等环节进行重点调研督导，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提高事故按期结案率。
34．持续加大挂牌督办、跟踪督办力度。对重大事故和非法违法、瞒报谎报较大事故挂牌督办、跟踪督办，及时向社会公告事故查处结果，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35．严肃煤矿事故查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严肃事故查处，严格执行事故通报、约谈、分析和跟踪督导“四项制度”，着力用事故教训推动工作。
九、加强能力建设，提高煤矿安全监察监管执法效能
36．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在全系统树立良好的学习风气和研究风气，不断提高执法素质和履职能力。
37．提高监察监管效能。强化监察执法与监督指导，坚持监察执法与宣传教育相结合、与技术服务相结合、与指导地方政府煤矿安全监管工作相结合，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
38．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执法有力的煤矿安全监察监管队伍，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科学执法、廉洁执法，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
诚信原则之再研究
黄 忠
作为民法中“帝王规则“的诚实信用原则，虽已经被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合同法》（第6条）予以确认，而且许多学者对此也作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仍不乏有异议者。比如孟勤国先生曾撰文指出应把诚信原则作为意思自治原则的例外或补充进行研究，并认为不应借诚信原则之名，谋法官造法之实。[1]李锡鹤先生也对诚信原则的“帝王规则”地位提出疑问。[2]概述之，对诚信原则的地位存有疑问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１，诚信原则与意思自治（或称为合同自由或意思自由）究竞何者更为根本？２，已被法律化的诚信原则是否仍具有道德性，如果有，那将这种具有道德性的原则法律化会不会不恰当的增加当事人的义务？３，诚信原则是一个模糊性的概念，所以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原则如何在司法中加以适用？
诚然，上述三个问题确实涉及到了诚信原则作为民法中“帝王规则”地位的基础问题，如果对上述问题能有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认可的回答那诚信原则的“帝王规则”地位就自然得以确立了。本文就是以这三个问题为出发点，借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并结合两大法系中的相关规定，尝试对上面三个问题作以回答。
一、诚信原则与意思自由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之比较研究
意思自由原则起源于罗马法，早在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中就已经有现代意义的意思自由思想了。意思自由原则曾一度被西方法学家作为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而大加赞赏。比如，德国学者海因·科茨曾说：“契约自由在整个私法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3]不过，也有学者反对说：“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将合同自由置于法律制度的中心仍然是正确的吗？在合同双方当事人谈判权利不平等，合同地位被扰乱，较弱的一方当事人需要保护的情况下，合同自由是否不应受到强制规则的限制？取代合同自由或代之以‘契约公正’原则是否不合时宜？[4]
那么，究竞意思自由原则与和诚信原则两者中何者更为根本？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须先对意思自由原则得以成就的前提加以说明。我们知道意思要得以自由须使以下前提得到满足：一是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应当平等，而且这种平等应该是一种实质的平等；二是当事人对与交易有关的信息都非常了解，能够对自己和对方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两个前提下，当事人才能有诸如缔结合同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然而，在现实的交易中这两个前提却是难以得到满足的。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借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加以分析。
（一）垄断的客观存在使得当事人地位不可能平等
完全竞争只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假设，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垄断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在供水，供电的交易中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且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当事人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将日益突出。尤其是当一名普通消费者在与一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进行交易时，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就格外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名存实亡的自由，其作用只能是掩盖自由表面下的重大不公，所谓的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也就成了一方强迫另一方接受不平等条件的一个借口。
于此，平等不存，自由安在？
（二）信息不对称使得在交易中当事人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
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Y OF INFORMATION）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它由美国学者阿克洛在其论文《柠檬市场》（１９７０）中最先提出。其基本意思是说，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成本太高等原因造成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如零售商与顾客间对于商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雇员与雇主间对雇员工作能力信息的不对称。在这里，理论上把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Agent），如零售商，雇员；而将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Principal），如顾客，公司。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代理人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合同，使委托人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倘若这种合约达成了，那就会造成对一方有利而另一方受损的局面，从而也就不能达到经济学所追求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应当承认：信息不对称在现实的交易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卖主才清楚其所售产品的质量，而买主对此是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的，所以买主就不能或很难对交易的基本情况作出判断，进而所谓的意思自由也就荡然无存了。
因而，在一个信息不完全对称的交易环境中，讲意思自由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在实际交易中是不可能真正达到的。只有引入诚信机制，以此来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使居于信息优势地位的代理人在缔结合同时承担告知，通知等义务，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意思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诚信即无自由。故两者之间，诚信应居于基础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中不引入诚信机制，不仅会使委托人受损，而且最终会破坏整个市场的交易秩序。以一个旧车交易市场为例，先假设市场中有A B C（依次为上、中、下三等）三种不同质量的旧车，对应的价格分别为a b c（依次为高、中、低三档）。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前提是信息对称和完全竞争）价格与质量成正比。然而，在现实交易中，只有卖主知道自己卖的旧车的质量，而买主却不可能完全清楚，当然交易双方都是明白此时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那就会出现下面不正常的结果：
如果由买方先报价，因为买方知道信息不对称，所以他不会报最高价ａ，如报ｂ，此时卖方要么接受，要么退出交易。如果双方达成交易，则卖方提供的旧车只能是B或C而不会是A，因为只有出售B或C才有利润。在这个交易中高质量的商品A被驱逐出了市场。交易按此继续进行一段时间后，高质量的A类车将会完全被驱逐，此时市场只有B和C两种质量的旧车，所以再交易时，买主只会报c价，同理，当买方报c价时，B 类旧车也将被不断驱逐。最后市场就成了一个只提供劣质商品的市场，卖主对此将丧失信心，从而使市场崩溃。
很明显，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如果没有诚信机制的介入，不仅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会给整个市场造成危害。
（三）诚信原则对违约自由（效率违约理论）的纠正
在经济学中与意思自由相关的还有一个“效率违约”（theory of efficient breach）理论需要予以澄清。效率违约的意思是指当违约能实现标的物价值最大化时，应当鼓励违约（故又称违约自由）。[5]本文认为，这种理论是片面和错误的。比如甲与乙达成以１元的价格出售某物的协议，在协议达成后，丙又以３元的价格想向甲购此物。此时按效率违约理论的观点，认为应当鼓励甲违约。因为既然丙可以出３元的价格，那就证明此物售于丙比卖于乙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其价值。
单从这一次交易来看，这种违约行为可以实现物尽其用的最大化目标，然而必须认识到当此次交易一结束，甲再想谋求下次交易将会很难。鼓励违约将会使整个市场的交易当事人丧失对协议的信心，进而使普遍的交易效率下降。所以民法必须坚持以诚信原则为指导，而不是以片面的效率原则为指导。
在此，我们虽无意去故意贬低意思自由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而且事实上，“意思自有无可否认地仍然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承认，如上文所述，意思自由既要以诚信为前提，又要以诚信为指导。正如台湾学者蔡章麟所言：“今日私法学已由意思趋向于信赖，已有内心趋向与外形，已由主观趋向于客观，已由表意人本位倾向与相对人或第三人本位，已由权利滥用自由之思想倾向与权利滥用之禁止之思想，已由个人本位倾向于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在此趋势之下，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上竟然得到大肆活动的舞台，固属理之当然。”[6]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应当在民法中认真贯彻诚信原则，使其“帝王规则”的地位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和发挥。
二、诚信原则的道德性特点与法律化理由之研究
（一）诚信原则是法律化的道德原则，具有道德性。
有关诚信原则的道德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１.从诚信的词源分析来认识其道德性特点
据《BLACK’S LAW DICTIONARY》解释，诚信即：是或怀有善意；诚实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没有欺骗或欺诈。在这里，善良、诚实、忠诚都是道德的概念。
在我国，诚信一词作为法律术语是由外国引入的。诚信在拉丁文中为Bｏｎa Ｆｉｄｅ,在法文中为Ｂｏｎｎｅ Ｆｏｉ，在英语中是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直译均为“善意”。在德文中为Treu und Glanben（忠诚和相信），在日语中直接表达为“信义诚实”。汉语中的诚信一词是由德文转译的。德文中的Treu und Glanben来源于古代德国的誓约。在古代德国常以In Treu(于诚实)，Mit Treu (于诚实)，Bei Treu(依诚实)，Unter Treu（在诚实名义下）来强制交易对方作誓。[7]很明显，这些誓言都带有道德含义。中外的很多学者多认为诚信原则本质上是一种交易道德，它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准则而出现的
２.古今中外的各种有关诚信的定义大多承认其道德性特点
虽然现在对诚信仍然没有一个统一定义，但是无论是“主观判断说”，还是“利益平衡说”，或是“恶意排除说”，[8]都在一定成度上承认诚信的道德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诚信当作一种伦理化的信用观。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9]到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10]“再到刘勰的：“信者，行之道，”[11]到朱熹的“诚是自然的实，信是人做的实”。[12]都表明，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信用观大都指言而有信，忠诚老实这样一些具有深刻道德意义的个人品质。
既然诚信原则具有道德性的特点，那么将这种道德性的要求法律化会不会不恰当地增加当事人的负担？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分两个步骤加以回答。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之理由
讲诚信原则可不可以法律化其实就是在讲道德能否法律化？本文认为在谈道德问题法律化时必须先将道德予以分类，故本文将道德问题分为两个层次：一类为最基本的道德，如不偷盗、不杀人等社会得以正常运行所必需的那些道德；另一类为非基本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社会得以运行所必需的，而旨在使人更高尚，社会更和谐。无独有偶，本文的这种对道德层次的界定与美国学者富勒的观点不谋而合，[13]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也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和义务的道德（Morality of duty）两个层次，愿望的道德与本文所指的非基本的道德相似；而义务的道德则和本文的最基本的道德相同。
在明确了道德的两个层次以后，我们可以谨慎的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最基本的道德（或义务的道德）为社会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故应当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加以维护，这种以国家的强制力介入的特点便成为道德与法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当某种道德被社会认为是其得以运行的前提时，此种道德就会被法律化。正由此，我们才讲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
接下来的问题就应当是论证诚信原则是不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本文认为一个社会所认为的最基本的道德是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小农经济时代，甚至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里，由于社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不发达，所以诚信原则的在那里的必要性是不突出的，然而在一个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易日趋频繁的市场经济中，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诚信的后果，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其对诚信的要求也越大。在一定意义上说诚信原则乃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石。因为市场实现其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交易来实现的，然而在信息不对称，垄断亦存在的现实中，如果不讲诚信，交易将难以达成，既使是达成了也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或社会的利益。
在当代中国，由于我们已经确立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诚信原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市场经济法制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尤其是在当前欺诈、违约屡见不鲜的情况下，诚信原则这种带有道德性特点的原则就更应该去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维护了，即有必要将具有道德性特点的诚信原则法律化。
在论证完将诚信原则法律化的必要性后，会发现诚信原则法律化就是要增加当事人一方（尤其是义务人）的义务，如在交易时要尽不作虚假陈述，主动告知或通知等义务，那么这种增加会不会不恰当地加重义务人的负担？
本文认为这种表面上的义务加重，其实却是一种义务的回归。我们已经知道，诚信原则是市场交易得以进行的前提，如果没有诚信原则的引导，交易的风险就会加大，甚至会使交易难以开展。应该说由诚信原则而导致的表面上义务的增加，实际上却是为交易得以正常进行而提供的必要前提。由此本文认为依诚信原则而产生的义务与其说是增加，不如说是一种回归，回归到一个市场得以正常运行所要求的义务状态。过去那种表面上看似较小的义务，却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实际上是一种人为地对正常市场运行所必需的义务的排除，而今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只不过是对诸如通知、注意等诚信义务的发现罢了，而不是所谓的增加负担。
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在一个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在交易中的角色会不断的变换：在此次交易中你是卖方所以你会因诚信原则的要求而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而在另一次交易中你就可能成为买方了，因而你就会享受由诚信而带来的更多的保护。也就是说由于在现代交易中交易双方的角色频繁变换的，所以既使诚信原则加重了一方当事人的义务，但从动态意义上讲对当事人双方都是公平和有益的。
三、诚信原则的不确定性特点及法律化的理由研究
（一）具有不确定性的诚信原则可以法律化的原因
正如英国学者路易古德对一位意大利人所言：“我们在英国发现很难采纳一种诚实信用的一般性的概念，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14]应当承认诚信原则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指由其源于道德而造成的内涵上的变动性，也指诚信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即究竟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适用诚信原则。
法律应当明确。“法不可知，则为不可测”的理念应当予以批驳。然而是不是说法律应当明确就要求法律完全不用采纳任何原则性规定呢？本文认为像诚实信用这类带有不确定性的原则性规定不仅本身有其存在价值，而且也可成为弥补立法不足，使法律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的必要工具。其理由是：
首先，任何明确化、具体化的规定都不可能将社会中所有的问题都予以涉及，故对明确化、具体化的规定之外的问题的调整必将落到像诚信这些原则性的规定身上，如果某些应当得到法律调整的问题，在实际上却因为缺乏具体性的规定而游离于法律之外，那不能不说是一种法律的悲哀。其次，那些具体化、明确化的规定仍然是一种相对的具体和明确。由于有限理性，此义的不完全确定性等原因使很多看似具体、明确的规定亦存在不确定性，故在司法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解释或自由裁量，在解释和裁量过程中原则性的规定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最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说明在私法领域恰当采用原则性的规定已成为一种立法趋势。在传统的英美法系中一般化的原则性规定是很少得到承认的，然而，美国已在其《统一商法典》中确立了诚信原则。英国在这方面最为保守，但是对于是否要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诚信原则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自１９１２年瑞士首开在民法典中确立具有现代意义的诚信原则的先河后，法、德等国都通过法官的解释和司法活动使诚信原则迅速上升到民法中“帝王规则”的地位。[15]
法律不可能绝对的明确和绝对的具体，法官亦不应该“像一台自动售货机”一样只能“处理那些符合预定程序，满足其条件的文件。” 我们不能以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把握为由而否认其存在的价值。实践中难以把握的困难，应当成为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动力。对此，本文的基本态度是：法律应当尽可能的明确，然而原则性的规定亦有其特殊而重要的价值。所以理论上的探究应当是去发掘诸如诚信这些具有不确定性的原则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的方法与途径，而不是以其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为理由去反对诚信原则的法律化。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基本模式的研究
鉴于诚信原则具有不确定性与法律要求尽可能地明确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本文认为对诚信原则的法律化可以采用一般化和具体化两种模式来展开。其中具体化模式就是尽可能地将诚信原则在交易的不同阶段中对交易当事人的义务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一般化模式是对具体化模式的弥补和纠正，弥补就是对在实践中因缺乏具体化规定时的补充，而纠正主要是针对依具体化规定可能会造成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结果的调整。
１． 诚信原则具体化模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