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钱塘江管理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钱塘江管理条例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7年12月31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1998年1月10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3号公布 自1998年4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钱塘江河道管理，发挥钱塘江水资源综合效益，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钱塘江流域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钱塘江河道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水害防治及相关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钱塘江河道内通航河段，同时适用航道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钱塘江河道包括常山港与江山港的汇合处至平湖金丝娘桥与慈溪庵东的连线之间的干流和钱塘江的支流。
钱塘江河道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河段。
第四条 钱塘江河道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认真贯彻实施钱塘江河道规划，采取切实措施，增加投入，支持、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水害防治工作。
第六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是钱塘江河道的主管机关。
市（地）、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钱塘江河道的管理工作。
第七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省钱塘江管理机构按照本条规定的职责，负责钱塘江部分河段的河道管理工作：
（一）省直管江堤、海塘的建设、维护和管理；
（二）一级河段和浦阳江临浦高田陈以下、曹娥江百官老公路桥以下的二级河段河道管理范围内涉河、涉堤建设项目的审批；
（三）萧山市闻家堰小砾山与杭州市西湖区袁浦东江嘴连线以下的一级河段和浦阳江临浦高田陈以下、曹娥江百官老公路桥以下的二级河段的有关河道管理工作；
（四）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钱塘江河道其他管理职责。
省直管江堤、海塘的范围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本条第一款第（三）项所指的河道管理工作的范围和内容，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商有关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后规定。
第八条 各级计划、交通、环境保护、水产、土地管理、建设、林业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钱塘江河道管理工作。
第九条 钱塘江流域内市（地）、县（市、区）之间发生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其共同的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予以协调；有关市（地）、县（市、区）协商不成的，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处理。
第二章 开发、利用和保护
第十条 钱塘江河道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水害防治，应当根据防洪的总体安排和兴利与除害相结合的原则统一规划。
经批准的规划是钱塘江河道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水害防治活动的基本依据。有关部门和有关市（地）、县（市、区）必须遵守。
第十一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编制钱塘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水害防治的综合规划（以下简称综合规划）和河道整治规划、河口治理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在钱塘江河道从事防洪、治涝、灌溉、航运、供水、渔业生产、围垦和建设水力发电设施、水污染防治设施以及旅游开发、港口建设、地下水开发利用等活动，应当符合综合规划和河道整治规划、河口治理规划。
在钱塘江河道从事前款活动的，应当兼顾上下游、左右岸的利益，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确保正常的供水、养殖、航运的需要，保护生态环境。
第十二条 钱塘江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钱塘江水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水污染。
省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同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和有关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编制钱塘江河道水污染防治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省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同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污染防治规划，提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河段和控制方案，征求有关部门和有关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意见，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按照批准的排放总量控制方案核定排污单位的排放指标，抄送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在钱塘江河道设置、扩大和改建排污口的，环境保护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异议的，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充分考虑，不予批准。
第十三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加强钱塘江河道的水质监测工作，并定期公布水质情况。
第十四条 钱塘江河道实行取水口登记、取水量报告制度，具体办法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申请取水许可证时应当就其退水对河道水质的影响作出评价。退水将严重影响河道水质，又无有效措施的，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发给取水许可证。
取水许可证持有人因退水对河道水质产生严重影响，又不采取措施或者采取措施后仍严重影响水质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核减其取水量，或者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取水许可证持有人的退水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取水许可证持有人应当提供必要的数据和资料。
第十六条 钱塘江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植树造林，增加植被，涵养水源，加强水土保持。
第三章 河道、江堤、海塘管理
第十七条 钱塘江河道的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行洪区及两岸江堤、海塘和护堤（塘）地。无江堤、海塘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和行洪区。
河道的具体管理范围，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划定，并设立界限标志。
第十八条 钱塘江河道整治、河口治理应当严格按照河道整治规划、河口治理规划实施。
因河道整治、河口治理增加的可利用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定比例用于河道整治、维护和管理。
在钱塘江河道规划治导线内进行滩涂围垦的，同时适用《浙江省滩涂围垦管理条例》。禁止在规划治导线以外进行滩涂围垦。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防洪保护区的重要性和国家有关防洪规范，制定江堤、海塘的设计标准，组织江堤、海塘的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江堤、海塘的定期检查和监督管理。对未达到设计标准或者有严重缺陷的江堤、海塘，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采取加固措施，限期消除隐患，确保安全。
作为备堤、备塘的江堤、海塘应当保持原有的防洪能力，不得任意废弃；确需废弃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提出，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国家所有的钱塘江河道水工程划定具体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国家所有的水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土地，经依法征用或者划拨后，使用权属于水工程管理单位，由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发给土地使用权证。
第二十一条 在钱塘江建设防洪工程和其他水工程、水电站等项目，实行规划同意书制度。
在钱塘江河道一级、二级河段上建设前款规定工程的，其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报请批准时，应当附具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签署的符合综合规划要求的规划同意书；在三级河段上建设的，应当附具市（地）水行
政主管部门签署的规划同意书；在四级河段上建设的，应当附具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签署的规划同意书。
第二十二条 在钱塘江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临河、跨河、穿河、穿堤（塘）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旅游设施等建筑物及设施的，建设单位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规定程序报请批准前，应当将工程建设方案按照规定权限报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钱塘江管理机构
审查同意。其中在本条例第七条确定的河段上建设的，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十五日内提出审查意见，报市（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市（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十五日内提出审查意见，报省钱塘江管理机构审定；省钱塘江管理机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决
定，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未经省钱塘江管理机构审定的建设项目，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擅自批准建设的，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纠正。
前款工程设施需要占用钱塘江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跨越河道或者穿越河床的，其位置和界限按照规定权限报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钱塘江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后，方可依法办理开工手续；安排施工时应当按照经批准的位置和界限进行。工程设施竣工验收时，应当有水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省钱塘江管理机构参加。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倾倒垃圾、渣土，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
禁止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农作物。
禁止在钱塘江河道水文测验断面上下游各三至五倍河宽的范围内从事改变河道水流特性、影响水文测验的活动。
确需在钱塘江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采砂、取土、爆破、钻探等活动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报经批准，并按照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钱塘江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对于违反规定建设的建筑物及设施，应当及时依法予以拆除。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钱塘江河道管理范围内按照规定划定的具有历史、科学价值的江堤、海塘加强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六条 经批准使用钱塘江河道水域进行建设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占用水源、水域补偿费。
使用水域进行建设，批准使用期届满，应当恢复原状。
第二十七条 经批准在钱塘江河道采砂、取土，应当按照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钱塘江管理机构缴纳采砂、取土管理费。
第四章 防汛防旱
第二十八条 钱塘江流域内防汛抗洪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
钱塘江流域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流域综合规划、防洪工程实际状况和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制定本辖区的防御洪水方案。
钱塘江河道一级河段和浦阳江、新安江、乌溪江及江山港和常山港汇合处至富春江水电站大坝的二级河段的防御洪水方案，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其他二级河段的防御洪水方案，由所在地的市（地）人民政府制定；三级、四级河段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九条 钱塘江河道一级河段和浦阳江、新安江、乌溪江及江山港和常山港汇合处至富春江水电站大坝的二级河段的径流调蓄计划和水量分配方案，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征求有关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他二级河段的径流
调蓄计划和水量分配方案，由所在地市（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流域综合规划编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三级、四级河段的径流调蓄计划和水量分配方案，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流域综合规划编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条 钱塘江流域内有调蓄任务的水工程，应当按照径流调蓄计划蓄水放水。
各地区和各用水单位应当按照水量分配方案核定的额度取水。
旱情严重时，各级防汛防旱指挥机构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权限报经批准后，可以对辖区内径流调蓄和水量分配进行临时调度。
第三十一条 在钱塘江流域防洪保护区内，可以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征收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省钱塘江管理机构在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未取得规划同意书，擅自在钱塘江河道上建设防洪工程和其他水工程、水电站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补办规划同意书手续；违反规划同意书的要求，严重影响防洪的，责令其限期拆除；违反规划同意书的要求，影响防洪但尚可采取补救措
施的，责令其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未经依法审查同意或者未按照审查批准的位置、界限，在钱塘江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工程设施建设活动的，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限期补办审查同意或者审查批准手续；工程设施建设严重影响防洪的，责令其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
除，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影响防洪但尚可采取补救措施的，责令其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排除阻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以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采砂、取土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经指出不改正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钱塘江管理机构可以暂扣其作业工具。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不缴纳占用水源水域补偿费和采砂、取土管理费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每逾期一日加收应缴费额千分之一的滞纳金。
第三十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钱塘江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现江堤、海塘存在隐患不及时报告或者不采取措施造成事故的；
（二）不执行防御洪水方案、防汛抢险指令的；
（三）在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钱塘江河道划分为四级河段：
（一）富春江水电站大坝以下的干流为一级河段。
（二）常山港和江山港汇合处至富春江水电站大坝的干流及重要支流为二级河段，包括：开化县马金溪与池淮溪汇合处至与衢江汇合处的常山港河段；江山市峡口水库大坝以下至与衢江汇合处的江山港河段；湖南镇水库大坝以下至与衢江汇合处的乌溪江河段；东阳市横锦水库大坝以下
、武义县莲塘口水文站以下至与兰江汇合处的金华江河段；新安江水电站大坝以下至与兰江汇合处的新安江河段；桐庐县分水镇至与富春江汇合处的分水江河段；诸暨市安华水库大坝以下至与富春江汇合处的浦阳江河段；嵊州市东桥至与钱塘江汇合处的曹娥江河段。
（三）其他支流分别为三级、四级河段。具体划定方案由市（地）、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公布。
第四十条 平湖金丝娘桥与慈溪庵东连线以外的钱塘江河口段，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省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市、县（市、区）加强规划、科研和管理。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8年4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月10日
足球与法律之间的断想
足球运动起源于古代中国，兴于近世欧洲；法学的理念起源于古罗马，近世传入中国。足球是感性的运动，是人类内心挥之不去的暴力情节以较为文明的方式得以发泄，足球场上崇尚激情与力量的对抗；法学是理性的思索，是人类防止人类暴力情结无休止的宣泄而设立的一套规则体系，法庭是膜拜理性的圣殿，崇尚平等与正义的诉求。此二者在本质上看似并无内在的关联性，但是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其内在自身的周而复始的博弈与趋同，进而使得足球与法学之间产生了某种表象抑或更深层次的关联。
卢俊曾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所谓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的隐喻。在球场内外球迷是足球的囚徒，在市民社会人亦是法律的囚徒。足球是一种大众的娱乐，诉讼其实本质上也只是一场游戏。足球在其娱乐性愈加凸现的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的消费品，而诉讼在一些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样也成为了一种“高消费”的标的。在足球比赛的过程中双方球员就好比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裁判就好比法官，而足球就好比双方当事人争执的标的。在足球比赛中球员们围着足球相互拼抢，不时的会出现犯规、假摔，同时裁判员居中公正地裁判，观众席的球迷们各显神通，用颜料在自己的脸上画出代表各自国家或者俱乐部的图案。法庭则是审判的剧场，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共同演绎的诉讼之戏，律师们唇枪舌剑、相互对抗，当事人相继陈述，提供对本方有利的证据、法官消极中立的裁判，不同的角色在法庭这一特殊的剧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从宏观上看，如果把足球场视为一个小型的社会，将一支球队进行细致地划分，我们不难发现前锋队员一般扮演的是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角色，中场队员一般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后卫的角色一般是由司法机关的承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般行使的是社会管理职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创造性，他们的行政行为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近，离百姓的生活也更近。而立法机关之所以担任中场调度的角色，是因为它既可以监督行政机关也可以监督司法机关，并且通过立法来指导行政与司法的运行，有总揽全局的作用。司法机关向来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理所当然的将成为后卫。而担任后卫角色的人往往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人，你防守出色时人们觉得这是你应当做到的，一旦防守出现失误，所有的批评声、叫骂声就会如洪水般的扑来，最终被民众的口水淹没。人们的视点往往集中在前锋队员的精彩过人和大力射门上，对于后卫防守水平一般的观众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加以分析和判断。有优秀的后卫时人们往往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一旦没有后卫，或者后卫与前锋的实力较为悬殊时，优秀后卫的重要性就会格外的凸现。皇家马德里队的防守一直以来都遭到各界人士的非议，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六大巨星”的存在使得前后场在实力上出现鸿沟。法律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保障着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一旦出现差错，就往往遭来一片骂声。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法律，那将是何等混乱的局面。
从微观上讲，足球里往往有假球、有“黑哨”，法院的裁判中也往往存在着法官的肆意裁断、司法腐败等等问题。所谓之假球，也就是在双方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事先通过交涉或者默认的方式就比赛的结果达成实现的“共识”，所为之比赛不过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在法庭审理案件中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走过场”、“打假球”的行为。双方当事人的胜负其实在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定下，法庭的审判只不过是走走程序，做做戏罢了。“实体的正义”与“程序的正义”在这种“过场”中已经被践踏得面目全非、被腐化之风卷得荡然无存。
在球场上，裁判的即时裁决是不需要球员举证的，这与法院审理案件中当事人举证制度有所不同。因为足球毕竟只是一种娱乐性较强的体育运动，被看成一种游戏，既然是游戏就没有必要当真。足球之所以有魅力，其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足球比赛中总是存在着各类错判，错判也是足球的一部分。在1986年阿根廷世界杯上，英格兰对阿根廷一场中马拉多纳的那只“上帝之手”在近20年后依然被球迷们津津乐道，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在司法领域中，我们却不能追求这种所谓之“错判也是足球的一部分”的价值。因为足球在追求公平价值的同时还要讲究观赏性，要是一旦出现“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大家就都停下来看录像回放，那么整个高度对抗性的足球比赛将不复存在，大家花高价买的足球票就成了“电影票”。法院在审理案件要实现的是社会正义，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法庭审理不是做秀，也不要求高度的可观赏性。而往往法庭辩论中，双方理性的碰撞和对真相的祈求，使得诉讼又具有了另一种魅力，引用贺卫方教授的话说这是“人为理性的光芒”！
裁判是公平竞争的象征，法官是公正裁决的化身。绿茵场上的裁判和法庭上的法官都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我们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裁判和法官当然也不例外，裁判的黑哨和法官的枉法都是难以杜绝的。为了避免这种肆意的出现，实现社会正义，我们采取了不同的诉讼模式和诉讼的理念。中国由于受原苏联诉讼模式的影响，曾长期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如同机器人足球赛一样，“球员”是受人操纵和受计算机程序支配的机器人，中国人可以在机器人世界杯足球赛上夺冠，而中国足球队要赢得“大力神杯”还是遥遥无期的美梦。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整个诉讼的进程都是有法官依职权来推动，法官可以主动地搜集证据，并将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和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此种情形反映在球场上便是球员们都站着不动，由裁判来指挥比赛的进行，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何等可笑的局面。法官在审判中应该是消极与中立的，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证据和诉讼请求不可以成为断案地依据。就有如裁判在裁决犯规时必须中立，队员没有犯规时不能依自己的职权主动判犯规。裁判永远是对抗中的旁观者，如果裁判在比赛中也能积极主动地“来上这么一脚”，那比赛将无法再进行下去，公正与客观地裁决将化为湮灭，整个比赛也将成为一场闹剧。日本法学家小林秀之教授在比较德国、日本与美国的民事诉讼体制后指出，利用相对立的当事人对胜的结果的追求，使得当事人在诉讼中充分展开攻击和防御，而法官或陪审团则被动地从当事人双方的“体育竞技”过程中判断哪方当事人应当胜诉是美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日本和德国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与之相似，只是美国的民事诉讼系属纯粹之当事人主义，其“体育竞技”性更加的凸显而已。
此外，裁判与法官都遵循回避原则。足球的主客场体现了公正和公平理念，审判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早已成为中国法院的一大久治未愈的顽症。司法地过程不可能在原告所在地审判一次，又在被告的所在地再审判一次，司法对于公正的诉求应该不分地域，不分主场和客场，唯一的裁判依据只能是社会正义。在足球比赛中，“主场优势”这一因素体现得十分充分。韩日世界杯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足坛劲旅纷纷败在“太极虎”脚下，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失败的球队不是仅仅在应战对方十一个人，而是在与主场几万“红魔”对抗。比赛中裁判往往基于主场球迷的“足球情感”和避免引发主场骚乱，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将“证明责任”的包袱丢给了客场作战的一方，自己往往成为主场球队的第十二名队员。因此，世界足联以主客场这一竞赛的方式，变相地接受了“主场优势”的这一事实，张卫平教授称之为“裁判政策学”，同时也提出了“司法政策学”的构想。但是，作为对司法实务界了解甚少的笔者，依然怀着一颗单纯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心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少一些“司法政策学”的为好。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足球，或许人们的生活将缺少许多的乐趣，人们的激情与希望将少了一个宣泄与寄托的载体。如果人间没有了法律的规则，将出现两种极端的局面，一者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资源按需分配，届时国家、监狱、军队、警察等一系列暴力机构将不复存在，当然法律也因为失去了保障其实行的强制力而逐渐消亡。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个人的情感与道德的约束超越法律，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二种情况有可能世界将混乱一片，人们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健康、性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因为规则的缺失而最后崩溃，人类也将随之走向灭亡。较之二者，也许在现阶段看来，第二种状态具有出现的盖然性。由是观之，吾国吾民依然无法摆脱社会规则之清朗。足球和法律从古代产生，但都发达于现代社会，是近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产物。其二者的共性表现为都具有较强的对抗性，缺少了其中的一个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人类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是非常奇怪的动物，喜欢看暴力，以此来发泄文明时代的野蛮情绪。足球运动员冲撞和对抗得越激烈，观众的情绪越高涨。律师唇枪舌剑辩论得越精彩，人们越是将其视为诉讼的经典，从而拍成影片或者载入史册。对抗与竞技永远是人类所追崇的价值理念，其通过自身内在周而复始的博弈与趋同从而得到发展。足球竞技是外圆内方的，因为人们在感叹足球比赛胜负之不可预见性时，内心却总是存在着一种朴素的价值情感和正义理念，在娱乐外表下少不了竞技道德与诚信的持守；法律是外方内圆，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价值的背后，同样也存在着裁判的灵活性与机动性。只是在法治未兴的当今中国社会，笔者认为司法裁判中的模糊地带恐怕应当稍加缓行！
齐 汇
文于清华园北紫荆寓所
